假如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我们这里公然提出要让某些毒品交易合法化、希望汽油价格涨得更高些、反对政府对少数族裔的社会补偿计划、建议政府以拍卖的方式出售移民许可权，可能会遇到同行的讨伐，也会被淹没在舆情的口水战中。但是，作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见解和尖锐的表述使许多被忽视、被回避或者是被僵化看待的问题得到了重新认识，也使许多正在萌动中的发展趋势被敏锐地揭示出来。贝克尔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早已为汉语学界所熟悉，其重要专著大都有了中文译本，如《家庭经济分析》、《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歧视经济学》、《家庭论》、《口味的经济学分析》、《人力资本理论》、《反常识经济学》、《经济理论》等。
去年贝克尔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诺奖得主贝克尔论社会经济热点问题》（樊林洲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4月）收入了贝克尔从1997年到2004年撰写的发表在《商业周刊》上的七十九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事实上，贝克尔从1985年5月开始在《商业周刊》上每四周发表一篇专栏文章，至2004年共坚持了十九年之久。因此，该书刚好接续着1997年出版、同样也是译自这批专栏文章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加里·贝克、吉蒂·贝克著，薛迪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生活中的经济学》有江丙坤、南方朔写的序言，原为台北麦格罗希尔出版公司（McGraw-Hill）1997年出版。从文章编辑的角度来看，这两部中文版的文集都有相同的欠缺之处：文章的末尾没有注明发表的时间，这对读者分析和研究这类时论性很强的文章来说是不太方便的。另外，都没有对编选的方法、是否对发表时的原文有删节等问题作出说明，而《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甚至连根据什么版本翻译也没有交代。
贝克尔在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以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在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领域中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角度，极大地提高了以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他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动机对行为的影响，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着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因此都可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加以研究和说明。因此，这批专栏文章的论题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他以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和经济学的理性推理来讨论当时人们关注的各种社会话题，在此暂不一一介绍。我比较关注的是，关于这种写作方式的尝试、专家意见的影响力等问题，恰好有两篇文章作了比较集中的论述。第一篇是《生活中的经济学》的附录《走出象牙塔的专栏作家》，作者没有署名，应该就是本书的两位作者。文章前面分别以第三人称描述贝克尔夫妇如何接受约稿、如何进行写作，后面则以“我们”的口吻讲述了对这些文章的影响力、读者的反应以及与编辑的关系等问题。对研究周刊类媒体的经济评论文章的写作方式、影响力等问题来说，这是一篇颇有价值的文章。比如，这类经济专栏文章是应该以分析问题为主，还是应该包含有政策建议？贝克尔的做法是在文章中强调行为诱因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性（第354页），明确地对所谈论的问题提出赞成或反对的鲜明立场，或提出改善问题的政策建议（第356页）。又比如，“关于我们对公共政策的建议究竟有没有影响力”，作者认为“我们相信这些文章是有其影响力的，不过，效果的显现往往是缓慢而迂回的”；“有些知识分子甚至认为，政治人物以及选民会很快接受论述清楚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立论分析。但我们的看法是，在理念对政策及民意的影响方面，这是相当严重的错误认识。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根据想法和理论作出理性评估以后完成的。事实上，政策往往是在相互对立的利益团体之间，以务实的态度取得平衡点之后的结果。当理念和实际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第357页）“我们对于政策建议被接受的可能性同样也是采取从长期的观点来做判断的。我们不会不切实际地认为某些毒品合法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也不会认为现在是修改宪法让联邦法官不再是终身制的时候。不过，我们相信，当现行政策的负面效果越来明显的时候，本书所提出的建议在未来还是会被接受的。”（第359页）这种对经济评论的影响力的判断很有道理，它说明在美国社会，专家的分析意见、政策建议只是多种声音中的一种个人见解，而且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判断这些公共政策讨论的真正影响力；至于公共管理者的决策过程，自有其利益博弈、权力运作的民主程序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即使贝克尔的一些观点和建言与公众民意截然不同，也是很正常的，不会出现被“民意”口诛笔伐的舆情暴力。因此作者说尽管会遇到很多批评意见，但大部分人是有礼地提出问题（第362页）。在中国，经济学家放论、建言的影响力问题要复杂很多。一些言论可能本身就是决策者释放的试探性信号，而一些大胆的言论则容易被舆情围攻，但又会反过来诱惑发言者故作惊人之语以吸引注意、提高知名度。因此，在决策者、专家意见和民意之间，真正的决策过程中的意见互动、在程序正义基础上趋向实质正义的问题往往会被遮蔽和消解。但是，出现这种国情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舆论本身，而在于除了公开的舆论与隐晦的权力意志之外，决策过程中的公开、透明的博弈程序往往缺失，因此使专家意见的影响力或被放大或被扭曲，造成舆情的浮躁、焦虑甚至暴力等现象。
关于“我们对问题的判断到底正不正确”的问题，作者以一些论题为例：“我们相信这些专栏对问题分析的准确度很高，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有能力预见未来。不过，这些文章可以证明，经济性的思考的确能让人更深入地理解社会以及政治问题，因为这种思考方式认为，人们对于不同选择项目的成本和效益具有敏锐的分辨能力，而仅由政治、社会或心理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人，是看不见这个层面的。”（第361-362页）
第二篇文章是收在《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中的《关于激励力量的19年对话》，是为《经济周刊》撰写的最后一篇定期文章。贝克尔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媒体上讨论经济问题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把注意力放在预测GDP的升降、通货膨胀和其他宏观经济问题上，在讨论影响个人、家庭、公司和政府的激励因素上的公共政策和事件的方面是欠缺的。“既然我把一生都花在教授和研究动机如何影响行为上了，我来帮助填补这一空白似乎就是很自然的。”（第245页）在这篇文章中，他还非常简洁地表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信念：“和我同一代的很多其他人一样，我在上大学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我最初学习的几门经济学课程使我知道了竞争、市场和激励的力量，于是，我很快成为一个正统的自由主义者。这就意味着我相信个人责任的力量、市场经济和重要但有限的政府作用。我在评价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政策时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这些信念。”（第247页）读他的这些专栏文章，可以更清晰而具体地把握他一以贯之的核心观点：必须正确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激励机制，限制和减少政府的管制、介入，才能创造出最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在停止了《商业周刊》的定期专栏后，贝克尔与著名法学家、极具影响力的法官、法律经济学运动的代表人物理查德·A.波斯纳于2004年在互联网上合开了“贝克尔-波斯纳”博客，每周更新一次，每期是一人主讲、另一人评议。这些博客文章就是《反常识经济学》（加里·S. 贝克尔、理查德·A. 波斯纳著，李凤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4月），文章内容范围一如专栏文章，但是由于增加了即席评议人，观点的交锋使对问题的思考获得更多的角度和思考资源。王则柯教授为该书写了题为“两位大师真刀真枪的公共政策讨论”的序言，也很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