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是应金融40人论坛海明秘书长之邀，为林毅夫先生的新书《新结构经济学》作评。作为CCER的学生，为先生作评本轮不到我。然先生提出的这一“新结构”的概念，把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串联在一起，实在有趣，借此机会好好学习之，便勉为其难答应了，只希望不要太误解先生的思想才好。
卢卡斯曾曰：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一旦开始思索，便再难以搁下。是的，卢卡斯因对经济周期理论，特别是理性预期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1995年的诺奖。然而，在1988年写了第一篇经济增长的论文以后，就一直醉心于此，再也没有回到经济周期的研究。林毅夫又何尝不是如此。先生从念书开始，就一直思索国富民强的道路，从未停止。早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发展战略。这一本《新结构经济学》，是多年思索之后的一次提炼。
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都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所谓“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简单明了，就是实行“市场经济”，让价格体系来配置资源。为了让价格体系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就要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因为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而且，还要辅以完善的法治来保护产权制度，让市场机制能够持久、有序进行。市场、产权、法治三位一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华盛顿共识”描述的图景不可谓不美好，但是没有能够令人满意地回答的问题，是市场机制如何建立，以及建立后能否稳定运行而不变形。新古典经济学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市场机制作为迄今人类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当然也不是免费的，而且很昂贵，需要耗费很多“资源”。不仅建立需要资源，维护也需要资源。
对于建立和维护市场机制的巨大资源要求，不可低估。很多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市场制度似乎在一夜之间建立了，但是后来却严重走形，具体的原因当然五花八门，但终究都可以归结到市场制度的基础不实，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护，或者没有人愿意花足够的资源来维护。市场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物品，而且是最大的公共物品，有着巨大的外部性，象所有公共物品一样，也有投入不足的问题。
那么，这个资源谁来花呢？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建立和维护市场制度，当然也就是政府的责任。然而，政府不是万能的，市场制度的建立与维护，是市场参与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政府不能完美监控国有企业，政府其实也不能完美监控市场的运行。市场里的人，固然都希望他人遵守市场秩序，却往往希望自己有点特权，比如各种形式的垄断。在一些涉及非对称信息的场合，人们往往立即相让政府有所作为，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也未必知道如何作为。我国医疗改革这几年的讨论，各种想法众说纷纭，争得不亦乐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市场的良好运作，需要各种力量与智慧的结合。“华盛顿共识”把在发达国家运转相对良好的市场在想像中移植到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市场机制的复杂性，存在严重的认知不足。
“华盛顿共识”对如何建立市场机制的问题并非没有作答，而是做了一个简单激进的回答，大声呼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力推动市场化。市场化改革绝对没错，但是在路径上，“华盛顿共识”显得粗糙甚至幼稚。在涉及第一推动力的时候，牛顿想到了上帝，“华盛顿共识”想到了政府。在这一刻，广为诟病的政府，似乎顷刻之间变为万能。“华盛顿共识”对于政府作用的认知，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往往是在政府参与下推动的，但不会是朝夕完成的。举一个例子，我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使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基础之一，在1978年就开始了，然而直到今天，离完整的产权制度依然遥远，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依然很多。建立产权制度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现实中的制度演进，受到复杂的现实情况的约束，简单激进的做法，往往欲速不达。
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例如道路、交通、通讯等，和软件设施，例如金融结构、法律服务、市场管制等。其次，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穷和富两个阶段，而是分布在从低收入传统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之上。每一阶段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禀赋结构决定。第三，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里，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关系得到了体现。
第一个要点，把要素禀赋的约束引入，认为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产业结构相应的市场基础设施，都是内生于禀赋结构的。这一洞见，比起过于简单化的“华盛顿共识”，充分考虑了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第二个要点，把经济结构变迁置于连续的频谱上研究，并研究相应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升级的最优阶段性目标，充分考虑了经济结构变迁的动态性。最后一点，充分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考虑到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在软件和硬件的基础设施的改进上应该作为。
综合上述三个要素，林毅夫把“新结构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结构变迁的新古典框架”，强调了“结构变迁”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学生以为，禀赋约束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产业结构和市场制度的演进都内生于禀赋约束。这一思想把抽象的市场制度置于具体的现实约束之下，打开了研究制度演进的一个可能的方向。因此，倘若把“新结构经济学”表述为“禀赋约束下经济结构变迁的新古典框架”，似乎更为达意。
“新结构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在于强调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禀赋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区别于“旧结构经济学”，在于使用新古典分析方法，充分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不是简单强调市场失灵，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支持系统性的政府干预。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新结构经济学可能代表了发展经济学思潮的第三波。前面的两波，分别是旧结构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文章发表于2012年3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