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发展态势似乎很乐观。长期专制体制下的台湾地区、韩国以及泰国向大众参与和政治竞争打开了大门。在这一地区，除了少数国家之外，公民社会和私有经济部门一度从强大的“发展型政府”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东亚国家的经验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因为它们的经验为“民主如何才能取胜”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虽然它们的政治文化被认为与西方的自由思想格格不入，但是其新近的政治转型表明这些治理的基本原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具有适用性。
至少东亚的资本主义和外向型经济的经验，明显地证实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以及表面上曾一度被质疑的“现代化”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是携手前进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制表明，这种“良性循环”模式可以在西欧和北美以外进行仿效。由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可采用的道路。
东亚的经验似乎还给出了另一结论——外部影响可能是关键。美国被视为影响该地区开放市场和政府方面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努力，土地改革、经济自由化以及政治竞争就会被扼杀，至少会被大大延迟。因此，日本推翻战前的财阀、台湾地区的土地再分配、韩国和泰国建立文职技术专家治国体制以削弱军事统治，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政治对抗的合法性和尊重人权等，都被认为离不开美国的帮助。甚至无论何时何地发生持不同政见者遭到压制，如果没有华盛顿引导的国际抗议，那么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
东亚国家比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有效地抑制或绕开了传统社会科学所认为的最重要的发展悖论。这些发展悖论反映出“程式化事实”：现代性能促进民主，而现代化却有相反的影响。
更具体地说，至少从亨廷顿、李普赛特、奥尔森等人的经典著作中我们了解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物（例如大众传播、文化水平、都市化）对民主有利，而高“速度”的社会经济变化往往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不可能在普遍政治动乱和社会失望的环境下得到保证。
可以说，东亚国家在获得“平等增长”和“稳定增长”方面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大成功。它们的民主进步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副产品，而并不是它们最初的期望。在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统治精英精心策划并付出了相应努力，他们最初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及与竞争对手的竞争，而不是恪守人民主权的任何承诺。
被从政治灭绝的边缘解救后，台湾地区和韩国的领导者在他们各自的范围内采取措施集中权力和巩固权力。他们创造了一个相对有效率的“发展型政府”，并将其置于政治经济体制的最高点。他们驳回了乡村士绅的反对意见后，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分给了小农，这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乡村的过剩、官员的信用以及美国的慷慨依次为外向型工业化提供了便利。至少在以出口驱动的头几年里，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亚洲小龙推动了对它们而言唯一的相对优势——廉价和充分的劳动力供应。如上所述，它们以及日本在政治经济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就是劳动者被排除在“统治协议”之外，这个“统治协议”包括保守主义的政客、强大的官僚主义者以及大型工商业集团。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改变甚微。
除了香港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采取了它们的发展道路的东盟成员国，其经济攀升都是政府精心设计的结果。在韩国，对大财团和重工业存在一种强烈和一致的偏袒，明显是为了国家安全的考虑；在新加坡，国营企业与大型跨国公司联手合作。
这些国家以及日本和台湾地区，它们持续的经济增长为解决利益分配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冲突提供了必要物资，并且一段时间后，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紧随其后，直到现在还是相当有限。
大多数东亚国家似乎达成了有效和解，政治不涉入有助于巩固其成功出口的主要部门，特别是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受政治影响。用约翰逊的著名评论来说，就是“政客领导，官僚统治”，有意将官僚和社会利益和选举政治相隔离，以便给予他们更大的自治权。
《通往民主之路》，（美）詹姆斯·霍利菲尔德等主编，何志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本文摘自该书第十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