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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严冬离我们还有多远?

张君卓 自由撰稿人,北京

    《经济严冬就在眼前》是一本对未来经济进行预测的书。是美国哈瑞·丹特基金会主席哈瑞·丹特和总裁罗德尼·约翰逊教我们如何通过认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来规避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并在危机中抓住机会,在未来获得更好的发展。“我们要在此唤醒你认清一生中遭遇到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同时把你拉上救生船,解救你的家庭与工作于危难之中”。因为丹特和约翰逊认为,进入2012年,80年一遇的经济严冬周期正在到来,“大崩盘就在眼前”,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口持续老龄化,“所有泡沫都会回落至膨胀前的起始点,或是降至更低水平”,2013年年末至2014年年末道琼斯指数将猛跌至3300-5600点之间,经济危机将在2014年年初或最晚到2015年年初落至谷底。危机结束前,房价会从顶峰直落55%-65%。同时,随着中国的大泡沫破灭,大崩盘将冲出美国与欧洲,信贷与房地产泡沫不断萎缩,银行系统危机回潮,近百年来的首个通货紧缩时代即将开启,在全球蔓延。

    丹特和约翰逊的观点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因为我们刚经历了2008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各个国家似乎都变得更加理性,全球经济也在各国政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中缓慢复苏。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呢?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凯恩斯主义带来的恶果。我们知道,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最早提出使用政府刺激弥补私营经济发展缓慢的趋势。每当经济放缓,政府都会降低短期利率,使用财政刺激,希望借以重燃消费者和商业机构的消费热情。在通货紧缩阶段,人们由于害怕价格会继续下降而不愿消费。凯恩斯为这种“疾病”开具的处方是:政府大量投入资金用以恢复经济周期增长。即推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自从凯恩斯主义理论出现之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政府都开始采用凯恩斯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最后造成的后果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过多的债务与扩张副产品,导致效率日益降低。同时低利率助长了资产价格的泡沫膨胀,包括股票、房地产及商品领域。而且每次解决经济萧条的手段,就是开始新一轮的刺激手段,吹起新的泡沫,如此循环往复,债务、利率和纸币成为政府无法摆脱的工具,全球经济“越来越反常、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无法运转”。

    那么为什么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当前仍然阻挡不住通货紧缩的到来?强力经济刺激政策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丹特和约翰逊主要用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政策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论证。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能够推动美国经济维持长达80年的经济繁荣,其实并不是政策本身,最重要的是人口趋势。因为“人口趋势决定经济未来”,人口趋势是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住房购买的主要驱动因素。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人口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根据丹特公司对消费者支出的调查显示,“成年消费者支出逐步增加,在子女离家独立前后达到消费高峰,此时的消费者平均年龄约为46岁”,这一群体的支出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与消费者支出模式、经济活动、公司收益、股票市场等均密切相关。因此经济是否会继续增长,就是要确认经济中每一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判断46岁的人口数量处于上升还是下降期?美国人口峰值是在“婴儿潮”一代出生之后出现的,即1937-1961年间集中出生,根据46岁消费理论,婴儿潮一代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阶段为1983-2007年,婴儿潮一代现在人口约为7800万,其中有3978万女性和3822万男性,占美国成年人的35%,美国劳动人口的41%。这个爆炸性人口时代的消费模式对美国经济影响极大,推动美国G D P的70%来自个人消费领域,2/3的经济活动与消费者的选择有关。当消费者增加购买行为时,企业会扩大生产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政府则相应获得更多的税收进而增加财政支出。因此,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政府鼓励消费,鼓励借债消费。在人口峰值的推动下,造成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与信贷泡沫,到2008年,美国已经身陷至少102万亿美元的债务漩涡,包括56万亿美元的私人与政府债务(其中私人信贷债务达到42万亿美元),46万亿美元尚无资金准备的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医疗救助负债。在庞大的债务面前,经济增长减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因为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及其X世代人数不足以填补婴儿潮一代留下的市场空白。美国消费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最庞大人口群体已接近退休年龄,他们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大肆举债购买,借钱买东西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通货紧缩似乎就在眼前。

    从消费型经济转变为储蓄型经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并不愿看到这一转变发生,仍然将凯恩斯主义奉为圭臬,即“政府救市力度仍然有待加强,目前情形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银行系统危机相同,都是因为政府作为不足导致了经济一蹶不振”。因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在将短期利率下调至零后,又启动了罕有使用的强力工具量化宽松,即从各银行购买抵押债券和长期国库券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这基本上就是凭空印钞票。通过购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长期国库券,美联储累计救市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如果将其他救市计划比如紧急财政援助、政府退税与税收抵免、旧车换现金计划、住房信贷、削减2011年社会保障税,以及其他多项贷款与债务保障包括在内,这一数额更加巨大。美国救市政策的目标之一,是让大部分注入货币流向借贷与消费领域,用以振兴经济,刺激税收增加,缓解债务难题,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反而是银行储备金上涨超过了1.5万亿美元,而商业借贷仍处于低谷纹丝未动,消费贷款也明显减少,已将债券出售给美联储的各家银行(以及其他投资人)转而投向风险更大的资产领域,比如高收益债券、股票以及商品,从而导致更大的投机与泡沫。同时失业率高企,2010年末美国失业率达到9.4%,但丹特认为实际面临的失业状况要比政府公布的严重得多。住房债务没有得到丝毫缓解,美国数万亿美元的住房债务,仍有1/4的住房抵押贷款为问题贷款。

    所以,丹特认为,没有人口增长为基础的经济刺激计划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刺激越强,效果越弱,待到经济刺激手段失效,经济最终得偿所愿地回到“排毒”阶段,私人债务减债的速度与规模将远远超过政府债务的增加,从而走向通货紧缩。比如日本自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持续投入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一倍多的刺激力量,大约相当于15万亿美元。日本股市仍然下跌了80%,房地产业下跌60%,20年后的今天,日本经济仍在断断续续的缓慢增长与间歇衰退间徘徊。救市行为缓解了阵痛,却使日本政府债务扶摇直上,成为目前负债最高的发达国家政府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以前积累的私人债务需要逐步消化,从而造成日本长达20年的经济增长停滞。

    在这本书中,丹特和约翰逊还专门用一章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的危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一直是依赖政府投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中国GDP的35%依赖出口,而50%依赖政府投资。但在正常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应该是消费者和企业。因此,丹特断言中国通过基建投入无法保持经济长期的增长。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退休潮的来临,中国未来面临的问题是劳动力匮乏。人口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那时候,中国经济增长必将放缓。

    在当前全球各个国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越演越烈的时候,丹特却预言全球经济即将步入通货紧缩,并且提出在2013-2015年间可能出现的全球性房地产崩盘前抛出所有非关键性商业与住宅房产;在通货紧缩时期,“现金流是王道”,所以要存钱、还贷;为了安然度过危机,要适时调整我们的生活和理财规划,去东南亚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但是,从全球经济变化的趋势看,虽然发达国家经济体仍然面临较多问题,新兴市场也受到拖累,但通胀的概率仍然大于通缩,尤其是在中国,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仍处于关键阶段,政府仍在继续投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各地发展热情仍然很高,财政状况相对较好,增长的动力和潜力依然较大。所以如果贸然采纳丹特的建议,可能我们面临的就是看着拿到手的现金被通货膨胀吞蚀,不断缩水的尴尬处境。在这种形势下,丹特的建议似乎就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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