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的中国观经历了由尊崇到蔑视的演进过程。战败则给了日本以反省侵华战争和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机会。“负罪意识”与加入西方阵营后意识形态对立所产生的“有色视角”，加上战前遗留下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以及对现实中国的蔑视，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基础。
从战败到1972年中日复交期间，普通日本人与普通中国人很少接触，在美军占领日本的情况下，日本人全盘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包括美国人的中国观。
战后初期出生和成长的日本人，多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把台湾当局看作中国的正统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也很低。一部分日本人仍对中国存有蔑视感，而且缺乏对战争进行反省的意识。1945年日本战败伊始，内务省收集的《关于民心意向的内部调查》资料收录在《街声》中。其中一篇文章写道：“即使不得不对美英低头，也不能容忍对中国低头。”
当然，还有一部分日本人从意识形态上对新中国感到亲近。以日本知识分子为首的精英阶层中，不乏对共产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者，部分日本国民也对中国和苏联充满向往和憧憬之情。
1954年，面向日本精英阶层的一项调查表明，支持与中国大陆保持紧密联系的人群中，实业家为62％，政府高级官员为76％，学者和工会运动领导人则高达90％。这些人做出这一选择，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或政治需要。他们的理由多半是“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或“促进中立主义”，而并非意味着接受“一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来中国的日本保守派实业家，很少有人主张保持与北京的关系，而是试图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一边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一边与中国大陆进行最大限度的贸易。
战后初期，中国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了极为宽大的政策，不带歧视和报复，把中国境内的370余万日俘、日侨大部分遣送回国。他们回国后积极撰文报道中国的实际生活状况，总体上对中国政府的建设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
回国后的士兵，组织起“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感恩于被拘留期间中国方面的温情宽大处理，强调侵略加害者的责任，从而成为支持中国及恢复中日邦交主张的一支强大力量。多年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长期活跃在日中友好运动中的元老和知名人士、积极分子，很多就是当年的日侨和日俘。
战后初期的20年间，日本上层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还是比较强烈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日本国民一直在与中国人民努力推进中日友好，这在当时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中显得难能可贵。虽然当时政府之间没有正常的关系，民间友好的渠道还是越来越宽广。
上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多舛，中日之间经济差距在明显拉大，在重新评价日本经济奇迹的同时，中国社会无序论以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的怀疑论观点随之出现。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国内政局变化，日本民众的对华认识出现改观。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日本各大报纸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收到近200封群众来信，内容包括：要求佐藤内阁辞职；日本政府应反省并立即改变其对华政策；要求独立、自主，停止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日关系应肩负起道义的责任等，对于台湾不要仅以“利益本位”来考虑问题，不应该“无视信义道义”。
这时，日本民众普遍希望政府从尼克松冲击中接受教训，“从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中脱离出来”。一个月后，《朝日新闻》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有63％的人认为佐藤荣作应该访问中国。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联合国恢复了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两大事件促成日本改变对华政策，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出现高潮，有人甚至认为中日关系进入了近代以来的“蜜月时期”。
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结束和中国崛起，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中日“两强并存”局面开始形成，日本人的中国观亦随之发生变化，继续与中国合作和遏制中国的主张并存。直到今天，与中国合作还是对立的争论依然难见分晓。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杨栋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五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