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2月，经济学家华生在微博上曾说，他在面见中央高层领导时，有领导推荐他阅读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并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高层领导人如此重视这本书，到底看重了书中的哪些思想呢？写这本书的托克维尔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逝去人的思想，总影响活着的人。150多年前去世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影响中国人的头脑也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推介，他的影响范围更大了，以至于我这个读书人也要凑一凑热闹，说一说他对中国的意义。
托克维尔，法国人，1805年出生，比马克思大13岁，贵族血统，法律专业，当过律师、省议会的议员、众议院议员，44岁时做过4个月的外交部长，经历过5个动荡的“朝代”，游历过美国、英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写过两部最为著名的作品——《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曾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一生追求自由，54岁时英年早逝，但是，他的思想却没有逝去，而且越来越香飘全球。
他在中国有多香？
在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社会学讲座上，你能听到他饱含忧虑地引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名言。学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开篇就用“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为题来讲述她所看重的民主故事。在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中，你能看到他在反复运用托克维尔的研究资料，或论证或批判。在许多已毕业的研究生中，许多人把托克维尔的著作当做毕业时的学位论文来研究，后边仍有许多研究生在绞尽脑汁地研究他。已经出版的研究托克维尔的书信、思想全集的著作，又被许多人再度咀嚼、品评。在中国阅读政治学家亨廷顿的作品中，你也能多次遇到托克维尔的名字和思想。在网络上，有的编辑已把托克维尔的作品做成吸引人的读书专题供网友阅读。在微博上，有关托克维尔的名言、警句常常被四处传播。在执政的高层领导人中，阅读托克维尔的作品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在涉及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溯源中，你不能绕开托克维尔的视角。只要你真正地研究政治的价值，你就必须倾听他的诉说，感受他的思想魅力，体会他前瞻性的哲学洞见所带来的冲击。一个知识人在逝后能有这些荣光，不就是在验证思想的无穷力量吗？不就是在论证知识人穿越历史的高贵品质和远见智慧吗？
读着托克维尔的书，想着中国的那些事儿。30多年开足马力的前进，让中国人尝到了市场经济自由带来的甜头，让一部分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也让阶层之间的矛盾凸显。今天的中国走到了改革的关口，不改革，无活路，想改革，又怕风险太大，代价太大，失去太多，因而，不能不从托克维尔的洞见中寻找些思想资料以资借鉴。
中国人常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可是，发展也可能诱发革命，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说的两个悖论：一是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也刺激了政府收税、投资建设的欲望，两种欲望有共识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当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被政府刺激得不可抑制，而又被政府的各种错误政策、执法阻碍实现的时候，革命的到来就不难理解了。二是在民众感受苛政最轻的地方却率先爆发了革命。在极端压抑的制度下，民众革命的欲望和能力也被压抑住了，久而久之，民众对压迫不再敏感，长久的忍耐成了他们的习惯。一旦这种压力减弱，民众对周围的压迫变得敏感起来，各种欲望被调动起来，革命的欲望常常随之而来了。因而，托克维尔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干涉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无法忍受。”“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两个悖论”，当然也在警示着中国改革的发起者。30多年的经济发展似乎太顺利了，民众的收入也多了起来，但是民众的不满声音似乎越来越大了，民众不像以前那样对执政者的政策、路线抱有绝对的信任了，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似乎已经形成，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不那么牢靠了。如此情势已是“最危险的时刻”，不改革，走不下去，改革吧，又怕刺激革命的到来。怎么办？渐进地改革、保守的改革、小心翼翼的改革，必然成为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作为一个贵族的后代，政坛失意的知识人，托克维尔对周围的一切思考甚多，内心里充满了敏感、焦虑、纠结、自我怀疑、自我坚定，好在他复杂的心态可以被他良好的理性训练、冷静写作所平衡。在他的书信、著作中，读者可以清晰地获知这一点。对于自由、平等、民主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托克维尔给出的排序方式是，自由优先，平等、民主其次。他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托克维尔眼中的自由，是一种信仰上帝、法律权威前提下，不受政府和他人干涉的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追求这种快乐，需要长期的培养与呵护，并不一定能在短时期内获得物质利益，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自由，而更喜欢平等。但是，平等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追求自由权利的平等；一种是在专制条件下做稳了奴隶的平等。令托克维尔悲伤的是，革命浪潮中的民众常常选择做平等的奴隶。“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且在未来的社会中，也必将继续发展和推广。这一判断无疑具有前瞻性。而对于民主的好处和坏处，托克维尔也有冷静的思考，“民主的真正好处，并非像人们所说是促进所有阶级的兴盛，而只是对最大多数人的福利服务”。法国大革命的功绩就在于它用巨大的血的代价执着地肯定了民主的正当性，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此外，他认为，民主实现的最好方式是代议制，美国民主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原则是美国立法者的最大功绩。当然，民主也有致命的坏处。当民主沦落为一种“多数人的暴政”或是“多数人的专制”时，民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因为，这种民主侵犯了少数人合法的自由权利，也就颠覆了民主的本质——追求平等自由权利的多数人的意志。此处，读者可以充分理解托克维尔自由优先于平等、民主的理念所在。
为什么法国底层民众那么热衷于革命？多愁善感的托克维尔，从自身的从政经历和现实观察中，反复研究这一问题，并给出了他的结论。他认为，长期遭受深重苦难的法国底层民众被教士阶级、贵族阶级所抛弃，造成了底层民众与教士、贵族阶级之间的截然对立，形成了法国农民的仇教、仇贵心理，最终，教士、贵族阶级被人数众多的底层民众掀翻在地，所有的旧制度被打碎重建。所谓的革命就是一句话：“起初，你们抛弃了我，最后，我也就抛弃了你们。”要缓和这种阶级的对立，必须有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充当缓冲地带，使社会各阶级的流动顺畅起来，才有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然而，在当时的法国，并没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
法国底层民众是苦难深重的，同时，又是自私自利的，“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导致社会各阶层严重的自私自利。由此，读者不难理解法国大革命前后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滑坡。在专制环境下熏陶出来的底层革命群众，学会了专制政府侵犯公民自由、财产权利的一切手段，因而，革命的野蛮、血腥、荒谬性都可以在特定时期一股脑地爆发出来。读过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人都会有这一深刻印象。法国专制政府的教育、诱导、压迫，教会了底层革命民众使用一切破坏性、非人性的暴力革命手段，来最大限度地侵犯无数公民原本合法的自由权利。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用冷峻的笔触为读者留下了一笔宝贵思想遗产。在他的遗产中，知识人可以多角度地思考关于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等话题，也可以看到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法国知识人，如何在政治边缘地带和内心紧张焦虑中坦露自我的学者良心的。他观察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的丰富视角，以及他对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追求的排序、论证，都源源不断地散发出知识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永恒魅力。
脱胎于革命潮流中的今日中国人，在社会心理和情绪气质上，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法国民众有一些相似。对平等的长久性的热切期待，对民主的长久性的实践不力，对自由的长久性的认知不足，对革命的长久性的习惯应用，都在集聚着今日中国人潜在的革命心理。一旦急切、暴躁、毕其功于一役的快速革命心理、行动占了上风，30多年的改革福利将付之东流。对此，中国人不能不警醒，不能不从世界文明史中去寻找一些更具智慧的改革手段。
处在权力上位的执政者，阅读一下托克维尔的作品，很有好处。他们最应该考虑三点：一是如何教给民众一种重视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知识，训练他们用行动去追求这些权利，利用法治保障去实现这些权利；二是学会借鉴国外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手段，而不是仅仅靠自我修正的手段去运行权力；三是着力培育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增强社会的流动性，缓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的和谐充满柔性的色调。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