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家总是要介入政治的，这是政治学的现实关怀使然，也是政治本身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层次的内在要求，必须向包括学者在内的政治共同体成员开放。
在国民政府期间，清华的政治系始终朝气蓬勃，跟政治系的议政、参政风气密不可分。比如说1915年，清华政治系仿效美国政治学会，在北平率先成立了中华政治学会，比后来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早了17年。他们每次聚会谈的便是各种政治理念、主张和权谋，对新兴共和的批评并未停留在清议层面，而是颇有深度且具国际视野，如后来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对学术和时政两者双向的深度卷入便是一例。
1934年从清华政治系毕业的楼邦彦，也是这么一位视政治为己任的学者——虽然他因此在1952年之后身不由己地被打倒，与罗隆基等并排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然后亲身经历了最为惨痛的知识分子的“被清洗”政治。抗战期间，身在大后方的楼邦彦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分析盟国——英国或者不列颠帝国——的统治问题及其在战时和战后可能面临的挑战，这便是初版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不列颠自治领》，2013年初即将由商务印书馆重版。
大约1939年前后，楼邦彦从昆明转到重庆，大抵抱着实操政治的想法，向政治要人靠拢，一度投身蒋介石的侍从室，但三个月内未获一次召见。他醒悟自己到底是宁波人不是奉化人，终难获信任，遂离开，于1943年赴胡宗南长官处。不过，行前一年间，他陆续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不列颠自治领》的各篇章，倒是契合了当时国府的战略需要，对国人于战后的世界局势思考也颇有助益。这是楼邦彦对中国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此书到底契合了“国府”当时的何种考量呢？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形势骤然改变，美英苏中等26国联合发表《共同宣言》，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司令官，中国随后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缅甸当时为英属印度的一个东部省，缅甸战场的关涉到中国、印度和英国。在长沙会战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1942年2月出访印度，希望争取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印度自治运动的支持，共同抗日，至少对缅甸战场的英军也是一个战略牵制。虽然甘地最终未被蒋的陈请打动，但不能不说，这一外交行动是相当大胆且长远的战略机谋。蒋公及一干人等与甘地的合影至今仍高挂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墙壁上，足见“国府”官方历史对此行的高度肯定。
如此背景下，方显楼邦彦对英国自治领关系著述的重要意义。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爱尔兰等不列颠自治领，在不列颠帝国内与英国的关系并非完全等同，稍早在一战时的表现更其各有自，具有相当的特异性，却未损不列颠帝国的统一。楼邦彦将其归为英王在不列颠帝国中的特殊地位，对英王的个人效忠保持了自治领与帝国的一致性，其中体现的重实际而非逻辑一致的行动准则，是理解大英帝国存续的关键之一，也令楼邦彦从中窥见中国可能与不列颠各自治领间展开主动外交行动的机会。在此意义上，楼邦彦的学术著述对蒋介石印度之行乃至战时外交所具有的潜在贡献不容忽视，对读者理解战后的不列颠帝国或者英国的外交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不列颠自治领》由六个先后发表的相对独立章节构成，依次是：不列颠自治领与英王、不列颠自治领与英国国会、不列颠自治领与帝国会议、不列颠自治领的对外关系、不列颠自治领与对外战争、不列颠帝国的缔约权。第一章开宗明义，交代了自治领的非逻辑特性：帝国的统一并不妨碍自治领的自治发展，英王的权力仍可及于各自治领。而且，恰恰在如此貌似悖论的法律基础上，不列颠帝国和自治领的关系方得以维持和更新。
其要义在于：王位是不列颠联合组成个体的象征，自治领对不列颠的效忠非基于其他，而完全系于对王位的归依，即英王是不列颠帝国之为“身合国”的象征和纽带，王位对与英帝国的存在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性，各自治领总督也是英王的代表。另一方面，凡涉及帝国继承和帝号变更，都需经由自治领国会同意，足见自治领国会在帝国内之法律地位，并由此展开更进一步的自治权力扩展，帝国便与自治相辅相成，无论英国行政当局或者英国国会如何。这也是1926年帝国会议决议所规定的：自治领与英国享有平等之地位，共同组成英联邦，并且共同归依于英王位。当英王爱德华八世与美国平民女子辛普森夫人结婚并且面临王位更迭时，各自治领对爱德华的退位和乔治六世的承认在那过渡的几天里出现了“混乱”， 英国与各自治领间的上述关系便生动地体现出来。
楼邦彦将之归为英国宪法习惯、帝国议会和英国议会三者的共同作用，源自三条法则：其一，自治领国会议修正帝位继承或帝号的法律，须经其他自治领与英国国会的同意；其二，英国国会修改关于帝国继承或者帝号的法律，应须经得所有自治领的国会的同意；其三，英国国会修改关于帝国继承或者帝号的法律，若欲适用自治领或称为自治领法律的一部分，亦须经由自治领请求且获得自治领国会同意。此三法则为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所确认，承认了规范上述自治领与帝国关系的三个权威：王位、英国国会和自治领国会。楼邦彦在全书中尤为看重最后一个。
而战争作为自治领走向充分自治的契机，具有最典型意义上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依归所在。比如，楼邦彦追溯帝国议会的前身“帝国殖民会议”时说，帝国殖民会议的创立是偶然产物，是非刻意的制度设计，参加者也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咨议机构，而非权力机关。但是，帝国殖民会议的召开以及后来帝国议会的早期会议，却都因帝国或者王室的重大典礼而相聚，到1911年正式转成帝国议会，尔后因为战争爆发而产生的战争协调需要强化了此机构的重要性，并在战后逐渐正式化，反映自治领战后对承认战争贡献的要求。楼邦彦是在其实际功用上强调了其于帝国的重要性。在第五章中，他集中论述了正是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自治领的自主意识空前高涨，也难怪当时蒋介石对于争取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抱有巨大希望。
楼氏的论述是围绕具体案例展开的，其中几个最有趣的，一是英王爱德华八世的婚事，二是帝国会议，三是自治领的宣战权或者参战权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列颠自治领关系的发展，是如何在一个普通法的框架下，本着实际、灵活、问题导向的路径发展出丰富的帝国内部关系。楼邦彦的讨论方法也是务实的，对待上述每一个问题，都是从总结较保守的观点开始，然后归纳各自治领与帝国间变化的关系及其法律含义，最后发现帝国政治内变与不变的原则。这是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是极难定义的自由主义的本质之一，相当吻合他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导师拉斯基的理念。
身为英国的左派代表、工党领袖，拉斯基却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深谙自由主义无法从内部得到更新和重建——19世纪法国的历次革命都未动摇自由主义的基本财产权，却展现了自由主义难以弥合的冲突——相信须从外部也就是发动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才可能真正挽救自由主义，比如对私权进行规制的罗斯福新政。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开山者之一，拉斯基的自由主义路径于实用与逻辑间择其前者。在这意义上，普通法的逻辑，或者说不列颠帝国与自治领关系的逻辑，也可说是自由主义的。
而自由主义同样在楼邦彦的身上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他师从拉斯基，在伦敦政经学院做了半年研究，之后向导师辞行，想到欧洲大陆游学，拉斯基竟然照准且帮他继续申请南京政府的资助。游学法、德不到两年，楼邦彦接到钱端升希望他回清华任教比较行政法的信，竟又抛下学业先行回国。在他看来，能拿到清华的聘书比拿到博士更为实际，也才有了后来他对行政法以及自治领研究的成果。之后，楼邦彦的命运也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样多舛。从1949年到1957年，他一度得到党的器重和培养，曾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还被史良看中，有意让他担任司法部部长助理，行政级别被定为干部10级。但“反右”运动开始，他便因与拉斯基的另一位学生储安平的密切关系而被划为“右派”，从此入了另册。
几乎当楼邦彦或者说中国的自由主义面临灭顶之灾的同时，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正在开始一场全新的试验，即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诞生，及其随后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英帝国也基于强大的自由主义和普通法传统，在经历了战后更为汹涌的独立浪潮后仍矗立不倒，并于70年代初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这让后来在北大教书的楼邦彦始终兴奋不已。
就连香港，在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仍因为普通法的保留而保持着与帝国的某种法律联系，从而可在普通法的范畴内审视或者对“一国两制”保持法律上的某种独立地位。由于英美的自然法传统使得普通法庭得以进行分散的司法审查，如香港的普通法院便可能因此审议基本法或者中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从而在司法体系上真正维护了特区自治。英宪法和普通法的精义或及于此，而自由主义所观照的“一国两制”甚至未来的两岸三地关系的发展，当可继续从楼氏所述的不列颠与自治领的关系中获得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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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自治领》 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初版 |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