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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自由品性的先驱

  2012年出了很多新书,有些书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为何国家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又比如,基辛格的《论中国》等。在中国,这些书也一样热门。不过,中国人最受关注的,可能还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它是很早以前就出版的,一出版就出人意料地非常热门。即使到现在,这本书依然在很多国家都被广泛阅读,被认为是当代最著名的也是最好的历史著作之一。2012年该书在中国受到热捧,直接原因是王岐山推荐阅读该书,背景原因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形,和该书所研究的时代很类似,托克维尔对发过大革命时代的观察和思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不过,很多人认为该书其实并不是啥历史著作,因为历史叙事太少。托克维尔在书的开篇也指出,该书不是有关法国革命的历史著作,而是一本有关革命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旧制度和大革命,其灵魂却是托克维尔所钟爱的自由。而对自由的钟爱和关注,也恰恰是中国这个时代有别于旧时代的核心标志。
   在社会科学发展越来越重视方法和理论的时代,受到规范训练的社会科学学者和学生经常关注的不是托克维尔讨论的自由和革命,而是关心托克维尔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比如有学者认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著作,其实是一本有关结构分析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它在结构上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同时又对其中的具体事件进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析和研究后的结构时,法国的绝对君主从结构上就是要崩溃的,但是何时倒塌,却并不确定。该书的一部分结论,产生了托克维尔的效应:革命发生的时候,往往是条件得到改善之时。这一结论,充满悖论,也让人浮想联翩。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由此联想的问题是,是不是当前的改革,会促成革命。虽然没有人会认为,现在的中国会有大革命可能,但托克维尔有关旧制度、大革命的论述,自然而然地让人想到当前的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和挑战。现在的当政者应该注意什么,是继续主动改革,还是为了维持稳定而放弃改革,托克维尔充满悖论的讨论,是否可以给我们智慧的启迪。这是急于走向实践的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最关心的。
   但社会科学学者依然有另外的关注点: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当代学者自然而然地无法回避理性选择的理论。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里,托克维尔进行了理性选择的分析了吗?他是不是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者或者冲突论者?显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不仅关注到阶级冲突,而且也关注到不同阶级之间的功能关系,这些功能关系的和谐导致自由,而相互关系的破裂,导致了大革命和随后的集权以及自由的丧失。托克维尔的书,可以说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进行了政治心理学的分析,他详细分析了革命冲突的主观的和符号性的一面,而不是分析其客观的利益冲突。他发现,剥削和压迫,在革命地区比其他地区要轻,但从心理感觉上比其他地区要重,所以发生了革命。从个人心理分析,而不是集体主义地分析阶级,分析革命,这使得托克维尔貌似集体主义者,但灵魂却是个个人主义者。他用了一般是集体主义的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却使其注入了个人主义的灵魂,从而使得这部著作成为自由主义的巨著。托克维尔的著作得心应手地灵活使用了这些当代才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但又不那么死板,很学术,也很意识形态,也很有激情,因为他关注自由。这使得受到良好社会科学训练的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感觉托克维尔无疑到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而对于自由有深刻热爱的人,同样在这里可以找到冷冰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后面的自由的激情。托克维尔无疑让这些严格遵守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八股要求的作品相形见绌。也让那些严格遵守规范理论推论的有关自由的空洞推理,显得那么苍白而无力。
   根据现在的学者的科学方法,托克维尔可以说科学地分析了大革命的前提条件、起因和触发事件。前提条件是,法国国王非常成功地削弱了贵族和资产阶级,让其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能力,结果国王一旦遇到了革命,就缺少了两个重要的帮手。贵族的软弱主要死因为它们有免税权,这使得他们和纳税的资产阶级分开了,两个阶级没有共同的利益。不仅如此,贵族还可免除兵役。也不必为下层的救济、公共物品的提供承担责任。免税让资产阶级对贵族怒火中烧,不服兵役和不提供救济和公共服务,让农民对其大光其火。这也使得法国的小镇出现了衰落。资产阶级的软弱主要是通过基尔德和行会组织,分化成了具体的利益集团。结果,产生了一种多数的无知机制,不同资产阶级派别都错误地相信,所有其他利益集团都只要自己的特殊利益。
   就诱发因素来说,托克维尔用了比较的方法,说压迫和剥削严重的德国没有革命,压迫和剥削比较轻的法国却爆发了革命,是因为较轻的封建负担在法国要比在德国更不可忍受。在德国,贵族依然履行行政职能,这使得他们获取封建利益比较有道理。在税收较低,个人自由更多的地方,反而是革命的地方,在税收较高个人自由较少的西部反而是反革命的营地。
   当然,托克维尔喜欢的是自由,它并不是说国王为了抵制革命,就要放弃增进自由,要加强压迫。托克维尔的建议是,国王要推迟或者化解革命,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被迫改革之前,先发制人地进行改革,改善人民的条件。
   所以,托克维尔思想的核心是,政策上半吊子的方法最容易事与愿违。你想要两个世界都获得做好,结果是两个世界都变得最坏。比如给人民半吊子的自由,只能让人民厌恶你。比如镇压反宗教的人,半吊子的处罚只会激发反宗教的热情,而没有激发反宗教的恐惧。对人民也是如此,人民对严厉的压迫的服从会无怨无悔,但当压迫的负担有所减轻的时候却断然暴力反抗。当首恶被拿掉后,其他恶也变的可以拿掉了,因而也更加不可忍受了。改革带来的认识上的变化,激发了对改革更多的要求。改革带来的客观的改善让人民在主观上感觉更差了,这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挫折感。
   托克维尔的悖论,如何解决呢?他的结论是,在革命之前数年里,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消灭人民的痛苦。这让人想起,一个老是迟到早起不来的人,如果逐步要求他一次次地早起,不如一次性要求他很早就起来。对于一个老是对速度很敏感的新司机,预期让他慢慢适应速度,不如一下子让他提到高速。如果先发制人的措施都是被动反应来改善人民的状况,革命就发生了。
   在旧制度这本书里,托克维尔没有专门开辟章节来探讨革命是怎么触发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历史叙事的范畴。对托克维尔来说,他的历史哲学显然不是黑格尔的,也不是决定论的,而是一组结构,加上各种积累的因素,各方面的主观感觉、判断、选择和行动导致的各种事件,汇成了历史。所以,大革命需要有一个结构性的前提条件,需要一组诱发因素,然后一个偶然的时间,就成了导火线,爆发了革命。而且这个过程,个人具有主导性,具有选择和决定的力量。
   所以,托克维尔的学说,依然是一种自由的学说。他没有象卡尔.波普尔一样去批判历史决定论,也没有去阐述开放社会的历史学说,他关注现实的大制度,关注的是旧制度和自由的关系,他发现,在旧制度里,其实法国人享有很多自由。他关注的大革命,也是关注大革命和自由的关系,他关注到,大革命进行到一定程度,同样这些人,已经忘却了当初为什么要革命,大革命反而让人丧失了自由,他要分析为什么。而他所用的分析理论和方法,看起来都照顾到了种种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理性选择、功能论、冲突论、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阶级分析等。这些理论和方法自称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排除意识形态,价值中立,其实是反自由,主张集体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不过,托克维尔却是例外,他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国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依然给个人自由有很多的空间。这让人尤其觉得难能可贵。因为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很多理论和方法,都很容易取消个人自由,即使伟大如哈佛大学教授、当代最著名的伦理学家迈克尔.桑德尔,也往往通过设定艰难的选择场景来设定自由的伦理限制。即使伟大如芝加哥经济学派,出了很多经济学诺奖,他们也以自由和完善市场的名义,给政府利用价格来进行调控市场提供了空间。但是在另一些伟大的学者那里,不仅没有取消,反而能够得到发扬光大。比如哈耶克主张一般性的立法原理,但他认为一般性的立法原理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如布凯南,主张同意是选择的最重要的价值,但他并不主张民主可以取消个人自由,所以他主张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专业就给自由留下了选择的空间,尤其是退出的空间。而奥斯特罗姆教授夫妇虽然主张个案研究,并从个案成功和复杂的经验中总结出了很多自主治理的法则,但这些法则依然给个人很多的自由。托克维尔显然就是这些学者的先行者:他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得他对历史的资料的驾驭,使得他对于理论和方法的处理,也包括政策的评估和建议,都不是那么武断,那么生硬,但他的分析,都给予个人选择以开放的空间。他的分析充满很多悖论,充满很多无奈,但个人依然拥有很多选择,而且即使集体选择出现了悖论,个人依然有机会选择更好的结果。难道这不是每一个喜欢自由的人的品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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