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阶层，作为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新生者、现代文明的最大推动者，很早就吸引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注意，但关注度多集中在企业家和企业本身，对企业家所创立的机构以及他们的管理方式和所实现的功能，却少有研究。在中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笔墨就更吝啬了。这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也有纠结的现实环境。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是个绕不开的问题，而企业家也该时时探究这样的问题：面向历史和未来，企业家应该走向何方。
理性，是企业家持续成长的前提，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联想集团前掌门人柳传志曾坦率地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现在，《商界理想国》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在我国颇具典型意义的博商会，让国人看到了我国商业走向理性之美的希望，看到了企业家阶层“强壮”的希望。
成立于2010年深圳的博商会，是个新兴的企业家组织，它既不同于过往的行业协会，汇聚了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也不同于当下流行的以乡情为纽带的异地商会，目前已有遍布珠三角的两万多企业家会员。如果我们对发达国家当代商会有些了解的话，就会觉得深圳博商会已有了现代地区性商会的雏形。
发达国家的当代商会，有四个显著特征：其一，是自治性民间团体，没有统一的组织构架模式，在决策、人事、财务和分配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其二，发展环境宽松，少有成文法律对其进行明确而具体的规范；其三，自我管理能力强，商会之间的竞争完全是市场化的；其四，功能强大，一般都提供利益协调、信息交流、培训咨询、国际经济交往、与议会和政府沟通等功能。当前，我国商会最主要的特征或者说问题，就是行政色彩浓厚，要么由行政性行业协会转化而来，要么由行政倡议和支持而成立；另外，由于缺乏独立的精神理念和价值文化，加上缺乏专业的商会人才，以致形式主义色彩浓厚。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了企业家的理想类型：他们凭借“理想+奋斗+伦理”走向成功，不依靠“富二代”的原始资本优势，不依靠“拼爹”的社会地位优势，而依靠执着的人生价值与社会理想，依靠现代企业经营能力和行动能力，依靠基于宗教信仰的禁欲和伦理品质，在赢得信任的同时获得社会认可。与韦伯的理论对照，从整体上看，我国当代的企业家主体，依然是野蛮生长的冒险家和政商相互勾连的投机商，他们应该，并且也必须向“理想类型”的新型企业家转变。在这各转变过程中，作为企业家阶层的自身组织，商会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圳博商会的探索，与其说是商会组织的创新，不如说是企业家阶层的自救。
商会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巨大，就在于将原本不是一个真正阶层的企业家群体，塑造成了一个准社会阶层。企业家内部本身收入级差巨大，若以财产为标准，则难以将企业家归为一个阶层；而企业家获得的权力与声望的差别，比财产收入的差别还要大，更难以归为一个阶层；不同层级的企业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也难以归为一个阶层；虽然企业家看似都在经营企业，但他们的行业属性各异，其实也可以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一个职业，也难以归为一个阶层。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实质承担的是一种社会功能，只是一个概念化的阶层。如果没有某种组织，将这个概念化的阶层实际化，要实现“阶层觉醒”、转型为“理想类型”的新型企业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中国传统行业商会和异地商会，难以承担让企业家群体实现“阶层觉醒”的作用，博商会的“商界理想国”的追求与创新就显得难能可贵了。短短两年，博商会之所以能取得初步成功，与其将概念化的阶层实际化是有必然关系的。1000万的门槛，是让博商会成员的财产阶层意识强烈，也使得做大做强的梦想更强烈，随之而来的博商商圈、博商慈善、博商家庭、博商服务队等，试图由此推进“诚信、互助、开放、公平”的商业文明，则进一步凝聚了企业家阶层的现实发展需求和情感归属。如此看来，博商会不仅是个真正的商会，更是个真正的企业。企业家阶层意识的万般风情，当然只有企业最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吴晓波才说“博商会已经有了中国企业家‘阶层觉醒’的范本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