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终于出版了。帝国兴衰的背后真有所谓“金融密码”？原始自由市场真的有竞争，还是本就是抢劫财富的顶级利器？为何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总会陷入“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在这个庞大的国度上，我们积累了厚重的文明，也经历着复杂的变更。透过金融之窗，恍然间三千年中国史变成了一次次财经实验：汉代豪强的强征土地、唐代宇文融的限购令、唐代杨炎的富人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等金融学理论早已被中国式的语法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国古代并非没有金融，只是不用“金融”一词而已。现在，陈雨露教授以金融之名，借当代视角，为我们还原金权规则之下一个文明古国的沧桑真相。
在这个新颖视角之下，悲壮苍凉的征伐之歌，忧愤绝望的黎民小曲，朝堂颂歌，公侯雅调，商贾俗乐，全都被覆盖在了金融这个历史推手的影子之下。
金融，一个牵动着当代社会脉搏的领域，一个呼吸之间可引发社会动荡，也可消弭人类矛盾的工具，它既可创造辉煌，也能制造凋敝。
作为金融学教师，陈雨露教授从华夏盛世中看出了金融圭臬的力量，从凋敝末世中看到了金融利刃的血光，因此在《中国是部金融史》里将金融当作了中国历史的主角。对这一点，借用已先睹为快的网络读者的话，就是“这样的金融通俗史太少了”。
从这个当代视角来看，中国历史又会是一番怎样的纷纭之象？所有人物是又将粉墨一番，重新登台，还是洗尽铅华，素颜以见？想到这一点，历史沧桑之感，瞬间又填满心头。
金融并不以道德为出发点，金融实践更愿意遵循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本身，也是一种道德哲学。管仲运用金融之刀，将齐桓公送上了春秋霸主之位。这样做有道德意义吗？对周王室来说是功绩还是罪过？金融才不乐意回答这个问题。金融要回答的是：齐国是否因此国富民强，人民是否有钱了，钱都分配在哪些人手中，这些人运用金钱做了些什么。“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金融的力量，早在几千年前就已显示出了自己主宰天下的志向。但几千年来的统治者们，有谁窥见了人类的这一规律呢？正是因为无视这一人类社会规律，封建统治者铸造了一种又一种臭名昭著的钱币，实施了无数种变相掠夺民间财富的措施，最终将一个个封建王朝拖入了泥沼。
悲剧人物王莽，这位原本也许会是“道德模范”兼“千古一帝”的人物，最终就败在了金融这把利刃之下。如果不是王莽新政把“货币改革”搞砸了，如果不是王莽新政对豪强财富下手过于生猛，如果……也许在两千年前，中国的历史就已经改写了。
金融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王莽正名，而是提醒我们：货币改革是种危险的武器，成则王，败则寇。王莽就是个例证。这跟王莽的道德无关，而跟王莽的命运相关。
金融这把利刃，刀刀见血，很多时候，不是劈向权贵阶层，就是劈向升斗小民。劈向小民，民生艰难；劈向权贵阶层，政治动荡。即使在封建社会，国家也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与升斗小民抢钱，所以皇权一般是通过税收或者增发货币等隐晦的方式敛财，而且无论多么贪婪与有权势，都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以使统治得以持续。但依傍皇权取得部分权力的封建官僚不同，一旦腐朽，就无所顾忌，不但抢钱手段五花八门，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直至压榨尽小民的最后一滴血。所以，“问题的成因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封建官僚。
正因此，时至汉代，封建统治就出现了第一个金融怪圈：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作为新兴的封建王朝，汉朝曾经给了我们很多美好想像。但从金融视角解读汉代历史，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汉武雄风，而是“轮台罪己诏”和通货紧缩。
“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西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刘彻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铁腕帝王试图以更野蛮的方法制止豪强掠夺小农——杀戮。杀戮豪强再次给刘彻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最终，汉武帝写下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但盛世场景已成昨日落花。此后，汉代君主几番努力，换来一个通货紧缩的结果。“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
这样的汉代，还是我们印象中的大汉帝国吗？在金融的视野里，我们所以为辉煌的，也许是衰颓的罪魁祸首；我们所以为罪恶的，却可能是“牺牲了个人的清誉，换来了历史的发展。金融，有着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不是克己复礼，不是外王内圣，而是谁掌握了金权逻辑，谁就掌握了国家。
作为历史主角，金融发挥的作用，远不止缔造辉煌帝国，或者摧毁末世暴政。中国几千年王朝更迭，权贵交替，兵戈马革，宫谋政变，处处闪动的，依旧是金融利刃的血光。
葬送西周的并不是“褒姒一笑”，而是周王实力和权威的丧失。而卧薪尝胆的勾践能灭掉吴国，绝不是因为“三千越甲可吞吴”，从金融的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三千越钱可吞吴”，真正灭掉吴国的，是越国铸造的“蚁鼻钱”。
金融的精神，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完全打败了王德和其他种种，独领风骚。管仲改革，奠定齐桓公霸主之位；而商鞅改革和吕不韦施政，把秦国弄成了一个见不到货币的国家。秦国为何会短命而亡？这一切，金融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三国货币战争中，曹操放开民间私铸，结果“有了能养活人的粮食，有了再次兴盛的造船业，有了贯通关中平原的航道，货币也再次出现在这块土地上”。而神坛上的蜀汉官方铸造了“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刘备入蜀四十年后，史籍这样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后勤运输，耕地荒芜殆尽；无论君子、小人都对蜀汉心怀怨恨，黎民百姓由于害怕惩罚而不敢逃离。堂堂天府之国居然饿殍遍野……”
单纯从币制来看，三国最后应该由曹魏统一，然而历史开了个玩笑，把一曲天下英雄慷慨之歌终结于“三国归晋”，这后面又有着怎样的金融逻辑呢？抑或完全没有逻辑可言？
也许，金融并不能解释所有政权更替，但是金融解释了民生，解释了兴盛与凋敝，甚至解释了中国集权与分权的逻辑：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
当历史的发展以这样一种逻辑出现时，我们所能发出的，似乎除了慨叹，还是慨叹。我们在抨击历史的时候，是否也看到了制度背后的掣肘力量？是否将它置于当时真正的环境中，是否真的明晰其形成逻辑？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真正地了解中国历史形成的原因，才有力量为应有的荣誉而骄傲，也为曾经的过失而反省。否则，奢谈历史，又有何意义呢？
在《中国是部金融史》里，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