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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卓 自由撰稿人，北京 自由市场还是政府干预，历来争论不休。信奉市场的人认为它是高效率且均匀分配资源最有效的途径，“任何抗拒全球化市场所建立的保护措施，都是出自‘集体主义的阴谋’”。持政府干预观点的人则认为，市场是有局限的，“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国家干预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卡尔·波兰尼发表于1944年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大陆学者曾将其翻译为《大转型》)一书，就是对自由市场理论的局限，以及政府需要进行适当干预这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且重大的课题进行研究的名著。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的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 卡尔·波兰尼出身于一个匈牙利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生于维也纳，其所处的时代处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因此见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同时他因为战争，长期处于流亡状态，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再搬到英国、美国。这些经历使他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视角去观察整个西方文明在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以及其制度基础与兴衰。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巨变：现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这本著作。在这本书中，他集中表达了，西方文明的制度基础“自律性市场”从来就不能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它是“嵌含”在市场社会中的，是与社会各类组织一起发挥作用，所以政府必须介入干预市场的内在运作，以保证经济的高效运转和社会的稳定。 《巨变》一书主要就是围绕“嵌含”这个思想概念展开的，这本书共分三个部分二十一章，在第一部分，波兰尼就提出，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后，以英国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市场理论为核心，衍生出19世纪文明的四种制度基础，第一是均势制，其建立的权力平衡体系防止了毁灭性战争；第二是国际金本位制，象征了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组织；第三是自律性市场制，它创造了空前的财富和繁荣；第四是自由主义国家制。这四种制度两种属于政治的，两种属于经济的，各自起作用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历史轮廓，但这些制度的源泉和母体是“自律性市场制度”，波兰尼认为，在自律性市场制度作用下，19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活动被抽离分解出来，“是一个奇特的转折”，以这种理论规划出来的经济运行规律就是市场经济，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自律性的市场制度；这是一个由市场价格———而且只由市场价格———来导向的经济。”当我们在市场上跟别人做交易的时候，只需考虑价格是否公道，而不用考虑跟我们做交易的那个人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以及社会习俗。所以市场经济，以及随后兴起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它试图将经济生活与支持它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分离开来，还让经济制度本身变得越来越强大，把它从一个原本从属于社会制度的位置，抬到一个统治或者影响其他社会制度的地位。这种思想被自由市场理论家奉为圭臬，认为人类社会应服膺于自律性市场，国家、社会与全球经济都应按自律性市场来规划运行，自由市场理论是世界经济的准则。 但是，随着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兴起、美国新政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事件的接连发生，使波兰尼认识到：纯粹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所以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宣称，“19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于是他在这本书核心的第二部分，全面论证了自律性市场制度是不可能独立运转的，它是“嵌含”在社会中的。自由市场理论认为经济活动是按价格机制来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的连锁性市场，生产者“自由地”从市场赚取收入，消费者在市场“自由地”消费。社会整体就消失不见了。而国家的力量无足轻重，因为国家的力量愈小，市场机制的运转就愈顺畅。不论是选民、有产阶级、生产者或消费者，都不需对如失业或贫困失所这类极端残酷、限制自由的现象负责。波兰尼则认为，这种经济观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背离的，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在社会之中，“不论在部落社会、封建社会或重商主义社会里，都未曾有分离的经济体制。”经济本身并不是一个自主体，而是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比如原始民族的生产与分配就是由两个与经济没有直接关联的行为准则在起作用，即互惠及再分配。 在“嵌含”概念的基础上，波兰尼提出他的“双重动向论”，即“自律性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重运动”。资本和市场试图从社会中“脱嵌”，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则试图保护自己，防止经济脱嵌，并力图让市场“嵌入”于一个民主社会，以民主程序来管控市场的过度扩张。自律性市场经济，其目标是将人与环境变为商品，而波兰尼认为，所谓商品，是市场销售所生产的东西，商品可分为真实商品和虚拟商品。土地、劳动力、金钱都只是虚拟商品，因其不是为市场销售而生产。所以这类商品不能完全由市场价格来确定，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节。比如国家必须调整货币和信贷供给，以避免通货膨胀及经济萎缩；国家必须为劳工提供相应的帮助，提供教育和培训，救济失业工人等；针对土地市场，国家要借助土地使用法规，来调节土地利用，同时对农业土地生产，要保障农民不受收成好坏或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稳定粮食生产。这样，才能避免将工人、农民暴露在市场竞争之中，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果自由放任过度发展，必然会引发政治与经济危机。比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其自由放任动向太过强势，过度的商业投机及不平等终究摧毁了持续繁荣的基础，引发了经济大萧条。还有20世纪初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对自由政治的传统背离。正如波兰尼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在市场社会无法运转时，脱颖而出。”所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不能任由市场的逻辑统治社会生活的逻辑。封建地主会反抗，贵族会反抗，再往后工会以及其他组织也会反抗。当周期性经济萎缩伤及银行业时，商业团体就会要求强化中央银行，以区隔国内的信贷，免受国际市场的压力。 虽然卡尔·波兰尼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我国一般人中间的影响却不够大，同时也因他对自由市场的局限以及需要国家进行干预的论述，被很多人视为“反市场”的代表。但是，他在《巨变》一书中表达的思想很重要，因为与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和改革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尤其是当我们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之后，愈发意识到波兰尼思想的现实意义，那就是自由市场确实存在局限，当自律性市场产生不确定性和波动时，需要保护政策来增加稳定性与可预测性，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利，从而体现人类生存的一种更根本的价值。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认为政府应全面控制经济。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与社会是共同在起作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持不可分割，共同走向平衡，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是对两者的戕害，过分强调市场的发展，把人从亲情、血缘、宗教、族群等社会信仰和社会伦理中拖离出来，使之商品化，建立社会的纽带就被破坏，使社会秩序崩溃。市场经济并非终极目标，而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如果过分强调国家、政府干预，则可能抑制社会的活力与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应深入理解波兰尼提出的问题，通过良善的制度设计，把市场的归市场，把社会的归社会，做好市场与社会两者之间职能的分界，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又通过政府的调节，不致使人类过度“商品化”、“市场化”，实现资源的再分配，以弥补市场的局限，从而保护自然、人和生产组织，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和价值观念中，使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能共生共存，平衡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