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大概可分为三个回合。第一回合在1931年前后，刚刚从奥地利来到伦敦的哈耶克，通过连场演讲，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随后，哈耶克公开发表了一篇对凯恩斯《货币论》的书评文章，招来了凯恩斯的愤怒反击。两人论战措辞激烈，不乏刻薄挖苦之语甚至人身攻击，前者粗暴挑衅，后者安排门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番论战并未产生赢家，双方都觉得对方没有理解自己的观点乃至于对经济术语的定义，而责骂和攻击更让“观战”的其他经济学家摇头，认为二人大失风度。事实上，两位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大师“不打不相识”，不仅私底下成了朋友，而且在继续批评对方观点的同时，也都发表了对另一方为人和学识的褒扬评价。遗憾的是，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哈耶克追随者，似乎只记得两位大师的“对骂”，而忘记了他俩对许多问题存在共同判断。
第二回合是从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到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间的几年。这是凯恩斯本人获得全胜的一个回合，《通论》获得了大洋两岸经济学界和政界压倒性的高度评价，哈耶克原先的支持者纷纷“倒戈”。遵照凯恩斯的学说，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支撑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相比早前的立场，哈耶克本人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作出了显著的让步，承认政府可能对经济作出“正确的规划”，而“正确的规划形式可能不会导致压迫”。哈耶克还表示相信，国家有道义在自由企业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包括组建失业保险、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
人们特别是划线站队为凯恩斯主义者或哈耶克追随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谈到凯恩斯和哈耶克时，常常忽略两位大师交流多过于“交火”的第二回合。美国资深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所著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却将相当篇幅放到了对这个阶段的叙述还原，而这也成为了此书的最大亮点，或者说相比其他有关凯恩斯、哈耶克传记或评传图书的独特看点。细读这本书，如果不带凯恩斯主义或哈耶克主义先入为主形成判断，就很容易发现，被后人们描绘为水火不容的两位大师，在彼此的观点体系上是相互影响的，大师要比追随者谦虚得多。
第三回合则是凯恩斯去世（1946）之后至今的几十年。论战渐渐演化为“被异化的凯恩斯”跟“被极 端化的哈耶克”之间的战斗。哈耶克的追随者极少提到，不承认哈耶克本人作出过失业保险等赋予政府及其干预存在必要性、合法性的表述，将凯恩斯描绘为一个强调集权、背叛自由的“庸医”。而凯恩斯主义者不仅忘记了凯恩斯强调过的减税的必要性，而且还将凯恩斯提出的各种应急性的政策方案长期化、固态化。
论战重心的偏移，很大程度上造成各国公共政策偏畸化，即一方面强调政府管理、管控经济的可实现性，迷信政府能力，不断扩充政府掌握的政策资源，使其在减税的同时可以通过发债来继续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另一方面却将削除对经济秩序的监管，刺激了不受实际约束的市场走向不稳定。这种局面显然有违凯恩斯和哈耶克提出相关主张的初衷。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还原了大师论战的全貌，细致的叙述并评析了两人基本对立的观点的形成及发展情况，提供了他俩日后各自被抽离出来遭到对立面追随者批判的许多争议性观点提出时的具体语境。凯恩斯本人的学说所招致的误会（来源于批判者）、误解（来源于追随者），跟他长期习惯于通过媒体社论、政治游说继而发挥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有关。相比哈耶克，凯恩斯更为“善变”，频繁调整观点，注重辩辞的说服力。而哈耶克则要腼腆得多，他更愿意在学术殿堂根据理论原则、逻辑与演算，来评价政策、经济现实和对手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被视为哈耶克接班人的弗里德曼只接受了“政府干预”政治上有害的立场，而承继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遗产。从这个角度看，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没有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