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为什么亚洲东北部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地颇为富裕，而亚洲东南部的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较为贫穷？导致后者经济发展不振的原因是地理、气候，还是由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选择了错误的政策方向？
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所著的《亚洲模式：全球最具活力地区的成败教训》(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一书简明扼要、文笔流畅、颇具见地，其一大优点就在于史塔威尔在书中从不含糊其辞。东南亚国家现已沦为他笔下的“工业化垃圾堆”，原因就在于它们没能吸取历史教训。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采取史塔威尔书中列举的三项相对简单的举措以推动科技进步，而是被本国的统治阶层精英所钳制，或是采纳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的糟糕建议。后一种情况催生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例如不向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行业提供保护等举措——在史塔威尔看来，对于试图跻身经济发展第一梯队的国家而言，这种政策取向是极不恰当的。他对贫穷国家的建议是效仿朴正熙(Park Chung-hee)，这位韩国铁腕统治者开启了使韩国实现快速发展的“汉江奇迹”：“公开宣告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同时低调奉行国家控制之实。”
史塔威尔指出，在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毛泽东时代的错误举措已经过去三十多年的共产主义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涉及土地再分配、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以及构建管控严密的金融体系。他认为，这些国家得出的三项重要发展经验分别是：“将农业转变为大规模种植业，并通过农业推广服务予以扶持，能够最快释放出一个国家的农业潜力；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是实现经济快速转型的天然载体；金融业则须同时服务于上述两个目的。”只有香港、新加坡等不具代表性的小型城市国家和地区(city-state)通过另一条发展路径取得了成功。
书中讨论农业的部分最具原创性。史塔威尔令人信服地指出，激进的土地改革奠定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基础；他在2007年出版的《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一书中曾经详细剖析过裙带资本主义的失败。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分配土地，这一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得以延续，美国占领军推行了一场看起来很不美式的土地充公与再分配。韩国和台湾也采取了类似政策。大型农场常被认为效率更高，因其能够通过高度机械化来实现更高的单人产出或单位投资收益。换句话说，大型农场的利润率更高。但史塔威尔认为，这一点对于劳动力充裕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并不成立。这类国家应把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资源、实现每公顷农田产出最大化为目标，而这一目标应通过对面积较小地块的集约式耕种来实现。
通过最大化每公顷农田产出，有助于实现几项更为宏大的发展目标：农民可用所得收入购买本地制造商的产品；粮食产量上升意味着政府不必再浪费宝贵的外汇资产进口粮食；农民的储蓄则可通过银行系统的再循环流回工业领域。菲律宾的领导人过于纵容，他们将面积广阔的农场留在了外居地主(absentee landlord)手中；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们则将土地集体化，以成立生产效率低下的大规模合作社。以上两者都忽视了被史塔威尔称为是“种植业的成功”的基本发展经验。
书中有关工业政策和金融的观点令人感觉较为熟悉，但这些观点在认为政府不能“挑选赢家”的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当中仍然颇具争议。史塔威尔表示，这类经济学家未能正确理解日本以及之后的韩国究竟做了些什么。两国政策的关键在于强迫本国制造企业——不论它们生产的是钢铁还是汽车——对外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那些未能成功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遭到了淘汰。例如韩国在1973年时拥有三家公认的龙头汽车公司，而当时韩国国内每年的汽车销量仅为3万辆。在韩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早期，市场领导者曾是目前已被遗忘的新进(Shinjin)。之后现代(Hyundai)才逐渐崛起，并成为了笑到最后的本土汽车企业。史塔威尔写道：“发展经济学要求具备三点：培养、保护以及竞争。”说到这种讲求实际、国家主导型政策的反面，他以不屑的口吻提到了菲律宾，称其是一个“如假包换、技术落后、贫困人口比率高得惊人的第三世界国家”。
史塔威尔的观点大胆，论证有力，文风尖锐。这些特点使《亚洲模式》成为了一本极具可读性的重要著作，并将促使读者重新思考在自由市场政策与经济成功之间轻率划上的等号。他还以轻蔑的笔触写到了有些人四处散播的有关低收入国家可以跳过工业化阶段而实现富裕的“童话”。对于印度试图通过仅能给几百万人带来就业机会的IT服务行业积累财富的做法，他写道：“将印度的经济发展与北亚国家相提并论的所谓专家观点非常荒唐。”
史塔威尔的言下之意是，有关全球生活标准趋于一致的说法过于夸张。那些没有将全面土地改革作为发展起点、或者没有逼迫本国企业家致力于建设国家（而非寻租）的国家必将遭受失败。他指出，即使其中相对成功的国家也不会比马来西亚走得更远——他将马来西亚乱作一团的工业化政策比作是到校上课却不用心学习。
最后再来看看中国。中国在很多方面效仿了东北亚的成功模式，例如1978年以后的土地改革，以及通过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扶持创立大型国有企业。史塔威尔指出，中国重工业领域的大型企业已经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消费品行业仍有差距。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趋于恶化，以及既得利益集团重视私利甚于国家发展目标，史塔威尔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否陷入停滞。
对于那些相信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当前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已经破解了发展的秘密、必将赶上富裕国家的人来说，史塔威尔的书是一记警钟。他指出，只有那些采取了正确发展政策的国家才能取得成功。而眼下好的政策并不流行。
本文作者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