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经济学》
（美）安波西杰·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著
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 2011年 304页
1998年，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和特德·米格尔（Ted Miguel）参与了一项开创性的援助项目--向肯尼亚西部的学生分发驱虫药。然而因为药量有限，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得到，因此项目官员随机挑选了受治儿童。随后，他们对受治儿童与未受治儿童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前者不易受到削弱体质的寄生虫感染，而且远比后者勤于上学。十年之后，一项跟进研究表明：进入青年期之后，相比那些没有得到药品的人，受治者的薪资要高出20%左右。对于一个分发20美分药片的援助项目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益。但反过来看，这个激励人心的故事也令人困惑，它反映了父母们的非理性行为：驱虫药价格低廉、收益显著，为什么他们不给自己的孩子买呢？
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驱虫药研究项目可谓凤毛麟角，不过在此之后，全球贫困研究以该项研究的两个基本元素--受控实验和非理性行为--为起点，取得了长足进展。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本书：一部是迪安·卡兰（Dean Karlan）和雅各布·阿佩尔（Jacob Appel）的《不仅仅是善意》，一部是安波西杰·V·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与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的《贫困经济学》，它们展示了作者们的研究成果，并概述了迄今为止人们所了解到的东西。
班纳吉先生、迪弗洛女士和卡兰先生是该经济学分支的领军人物（阿佩尔先生似乎是以记录员和实地调查员的身份协助卡兰）。《不仅仅是善意》宣称，它提出了关于全球贫困问题的“新经济学”，而《贫困经济学》则对同一课题进行“彻底反思”。这两本书确实非常相似，以至于很难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我最终放弃了区分，而将其看成同一本杰作的两个分卷。
这两本书有一个突出的成就，即提出了困扰人道援助的两个尴尬问题。第一，援助的效果常常缺乏评估；第二，即使有评估，评估方法也不一定可靠。例如“援助前后的对比评估”，它不会考虑任何与援助本身无关的变量。人道主义援助通常是盲目的。这两本书挑明了事实：驱虫药品援助确实是有效的，很多其他援助则毫无用处。
在这两本书提到的各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中，都有一个关于整治教师旷课的案例。如何整治？--在教室里给教师拍摄有时间标记的照片，如果缺席就给予惩罚。转眼之间，教师的缺席率就降低了。
但事情并不如乍一看那样简单。作者坦承，扶贫是非常困难的。拍摄带有时间标记照片的方法对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老师有效，但在同一地区，面对护士缺岗问题时，类似的手段却失效了，当地医院没人把监控设备当回事儿，甚至更多的医护人员获得了监管上司的缺岗批准，护士缺岗问题实际上变严重了。班纳吉和迪弗洛无奈地总结：该项目的主要效果是，让护士们“发现了上司根本不在乎她们上班与否”。
在这两本书对小额信贷的讨论中，也能看出其坦荡诚实的态度：小额信贷被视为帮助缺乏商业经验的小业主们创业致富的手段，然而它的作用往往被夸大。实验表明，小额贷款仅仅将新增商业构成比率从5%小幅助推到7%。小额贷款多被挪作他用，例如购买耐用消费品，或者用作还债。问题并不在于小额信贷“没用”（上文中提到的两种情况都是小额信贷有用的表现），而在于它总是无法达到原本的目标。卡兰和阿佩尔写道：在富裕国家，我们不会认为，“大街上随便一个人”就能“设计并经营一家红火的小企业”；我们也“不会随便把钱借给有这种经商念头的路人甲”。那么，凭什么期待贫穷国家的小额贷款能起到那样的作用呢？
这两本书还记录了穷人的非理性行为和自我挫败行为。例如在《不仅仅是善意》一书中，有一个印度钦奈（Chennai）的卖花女维贾雅（Vijaya），她靠借债来支付每天的房租、学费和进货费，以及其他各种开销。她为此偿还好几个百分点的日利息。每天还完债之后，她已所剩无几。但在一次采访中，她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在“循环利用”自己的钱，而且维贾雅从不努力存钱，哪怕是获取微小的增值，以便彻底偿还债务并有所盈利。
从《贫困经济学》中我们得知，肯尼亚农民很清楚，使用肥料能提高土地产出，并且其盈利能超过肥料成本，但他们仍然不使用肥料。为什么？因为在收获季节、他们的钱包充裕的时候，他们不立刻购买肥料，而到了种植季节，他们的钱已经花光了。
正如这两本书所表明的那样，急于满足眼前利益的需求，往往会导致非理性行为。诚然，这种急迫是人的天性，但对于世界上最穷的人而言，这种鼠目寸光的行为助长了长期贫困。
对于短期的非理性行为，作者们提出了适度的、却有可能改变生活的解决方案。例如，创建一种银行账号，在达到既定额度之前，存款人不得取出存款。或者，为收获季节之后购买肥料的肯尼亚农民提供优惠。实验表明，类似的调整是很有效的。
除了验证构想，实地调查还有利于研究人员和贫困人群“闲聊”--这种沟通可能会极具启发性。有些行为乍一看是非理性的，但实际上也许是局外人没能理解真正的问题所在。卖花女维贾雅坦言她不愿把钱拿回家。“不论我拿什么回家，我的丈夫都会全拿去买酒喝。”因此，与其花钱供养酒鬼丈夫，还不如拿去还债（或接受小额贷款）。
同样的，肯尼亚农民不愿用肥料，是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其他各种不确定因素：收获后的粮价将会如何？如果粮食丰收，他们的市场代理人会不会欺骗他们？卡兰和阿佩尔两位先生叙述了一个糟糕的典型案例，是针对肯尼亚农民的另一个援助项目。该项目鼓励农民们种植四季豆和玉米笋，用于出口到欧洲。项目运作一年，收效极好--直到欧盟出台了收费高昂的食物安全检测规定。项目最后留下了大量滞销、腐烂的四季豆和玉米笋。过了一年，当支援他们的肥料优惠项目结束之后，农民们又回到了不使用肥料的种植方式。
《不仅仅是善意》和《贫困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它们深刻地意识到了穷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时候对穷人生活造成影响的高危因素。不过，我想指出的是，班纳吉先生和迪弗洛女士在以下领域表现更加突出，即他们在书中展现的透明细节和流露出的深切同情，反映出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研究课题面对的挑战。而卡兰和阿佩尔则尽力展现出了行为选择的微妙之处，并通过心理学实验和实地考察进行检测。对于非理性和贫困之间的复杂联系，他们提供了可读性极强且令人信服的分析。
遗憾的是，这两本书也都沦陷于另一种非理性：针对特定语境中的具体事务，却企图提出大而空的口号。作者们批评了援助领域的期望过度和大而化之，但当提到自己的方法有何用处时，他们也常常夸大其词。两本书最后都有自我吹嘘之嫌，比如“五堂关键的课程”（班纳吉和迪弗洛）或“七个有用的想法”（卡兰和阿佩尔），丧失了他们之前对于外在环境的敏锐判断，也忽视了干预手段的有限性。其他经济学家也批评道，夸大其辞是从事这类小型实验工作的人普遍会犯的错误。
但我们也应设身处地，像两本书的作者们体谅其研究对象一样理解他们。在一个倾向于关注花哨宣传册和名人照片的援助领域，他们搜集证据，提出评价体系，揭示问题的复杂性，努力建立起严谨可信的研究阵地。为此，他们理应获得赞扬，其著作值得一读。
【原文: Measuring How and Why Aid Works - or Doesn't by William Easterl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1/04/30；威廉·伊斯特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