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否则无法解释形势变化，更难以为人们提供行动指南，这是当代最著名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书中所强调的。这本书1956年初版，1964年再版，2006年第三版，历经半个多世纪，对英国工党、欧洲其他一些左派政党政治实践，以及同期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沿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写作《社会主义的未来》时，资本主义方方面面都在经历变革。这些变革包括，首先，1929-1933年大萧条让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面、直接介入金融监管，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细致的规划部署，大量创办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开展大规模投资；二战后，美国牵头对欧洲多国的援助，也是以政府牵头的。美英等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介入如此之深、权力如此之大，在当时看上去与苏联差别并不明显，还具有更为成熟的政治民主制度体系。这就让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认定，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已成明日黄花，再也不会重来，马克思等先哲所批判的对象发生了本质改变，社会主义理论自然需要改变。
其次，自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肇始，经美国罗斯福新政深入开展，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普遍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公共福利保障体系；政府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工人阶级获得了充分的机会平等和危急救济，工会掌握了更大主动权、活动自由得到法律保护；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贫困率大幅下降。一些人认为阶级矛盾已经空前缓和、造成阶级矛盾的基础几近消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必须发生调整。
第三，股份公司、股票资本主义深入发展，从形式上看，资本家大多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而转由职业经理人打理；其时正值政府深度介入经济，企业经理人阶层的决策行为常常背离股东利益而服从于政府命令、社会责任。安东尼·克罗斯兰就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属性等理论过时了。
很显然，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安东尼·克罗斯兰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变化的幅度和影响，没有意识到政府过度介入经济的弊病及这种行为的不可持续性，而对公共福利体系下工人阶级、欧美国家新移民阶层等人群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及贫困固化问题考虑不足，其提出的多项政策总结和建议存在偏颇。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只能说明安东尼·克罗斯兰本人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深入，而不应对其予以过度苛责。就当时而言，欧洲乃至全球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对社会主义的内涵感到困惑——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面而产生和发展的，既然资本主义已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资本主义，就有必要作出重新解答并阐释。对此，如果采用最简单、最便利也是最偷懒的办法，即完全无视形势变化，死守教条，必然会失去（民主）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
尽管安东尼·克罗斯兰对资本主义变化有过高乐观的估计，但他所著的这本书仍能为人们特别是今天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我们，带来诸多启发乃至教益。基于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国有企业实践的观察，《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敏锐的指出，如果没有竞争，由政府主管而非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国有企业将很快暴露出诸多缺陷：一是劳动生产率下降，不思进取将弥漫整个企业；二是陷入规模不经济，供给低质高价的产品；三是就落实国家发展规划的作用和效能而言，并没有相比私有企业的明显优势，反而可能成为财政补贴的负担；四是由于经营权力的集中，反而压制了工会权力、工人权利及行动自由，劳资关系紧张程度有时会高于私营企业；五是国有企业无助于实现全民的收入分配公平。安东尼·克罗斯兰认为，社会主义，无论是从社会的、伦理的抑或经济的角度来看，都不会因为国有化而更加接近；即使是需要国有化的领域，正确选择也不是立即实现全盘国有化，而是接管个别公司或成立新的国有企业，同现存的私人公司进行竞争。“我们的理想，是实现一个完全混合所有制的社会——一个具有多样的、分散的、多元的、不同质的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一个政府、国有企业、合作社、工会、国家金融机构、养老基金、基金会，以及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参与其中的社会……在现有制度安排中，通过混合经济可以像通过完全国有经济一样治愈私人财富分配不公的这个毛病，而且前者在社会满意度与权力分散方面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安东尼·克罗斯兰认为，无论何种流派、形式的社会主义，当代都应以促进社会平等为政策（理论）的核心目标。在他看来，1950年代的英国暴露出的社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教育不平等等领域（因为教育不平等，造成根本性的机会不平等），呼吁建立一套向英国公民提供平等机会、公正公平的教育机会，改变当时极具分裂性的教育体制。正如安东尼·克罗斯兰所言，公共教育应当着力避免由于划分为地位极其不同的学校所造成的极端社会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公平“对社会主义的…比肉类加工工业、甚至化工工业的国有化更加重要”，这是应当引起当今中国各级各地施政者重视的结论。
《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也提出了鲜明的文化政策观点。在安东尼·克罗斯兰看来，社会主义者绝不能是清教徒，而应关注公民个人的自由、幸福，以及休闲、美、优雅、愉悦、激情等文化追求。这种关注，需要首先通过保障公民个人自由，拓宽其娱乐和享受机会，减少限制来实现，而非以保姆式的限制、居高临下的引导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