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灯一城梦，明月百年心”。说起这个叫做上海的地方，基本要从一百多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埠谈起；若再溯流而上，大抵要提到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此地简称“申”与其不无关系。
故事在城外，看不清对白。前尘往事似乎已成城市模糊难辨的背景，人们步履匆匆，只争朝夕。汹涌人潮中，且让我们驻足再回首，停车暂借问。在看似缺乏历史沉淀的上海，拨开偏见的迷雾，不难发现，原来它的标签不只是乱象丛生与光怪陆离；不只是喧嚣骚动与声色犬马；更有开埠以来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勃勃生机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俊彦人杰；还有追怀不已的“黄金十年”。再回首观上海，习见的现象背后，经济金融的因素永远是上海发展中不竭的动力，永远是上海斑斓色彩中最艳丽的一抹。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刘平先生的新著《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正是从金融的视角去厘清与解读纷繁的历史现象，其中更有专门篇幅回眸近代大上海。
青松来风吹古道君不见，黄河东流到海不复回。时间的单向性，决定了今人不见古时明月的怅惘。假若缺乏“现场感”已为不得已之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细说从头？
雷海宗在《历史过去的释义》中指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对历史的诠释，即使再保持客观中立之立场，但是视角选择的局限或者在所难免。西方文艺理论中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提法，前者指选择文本，后者是如何阐释———主观解读自有其特别之处。所谓在一千个观众心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钱钟书也有“喻之多边”的说法。
《从金融史再出发》具备“多边”之面相———一如历史的纷繁复杂。
例如，该书当中的海上金融丛谭以传统钱庄沉浮、新式银行崛起为主线，以白描手法勾勒十里洋场的百态金融。它不是一味着墨于外国资本对中国本土资本的倾轧，也客观描写中外合作的成功之“道”。从东海小渔村到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其间张力百回千转、耐人寻味。
南有钱庄，北有票号。作为本土金融机构，二者在晚清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其远近身影与纵横捭阖也是交相呼应。“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山西票号，不乏“才自清明智自高”的掌门人，也不缺筚路蓝缕的创业传奇，最终却难逃“守业更难”的宿命，留得白头闲话与唏嘘叹息。该书评述山西票号，从“关帝”文化符号到不能适时转型等多重侧面，回放其犹如抛物线一般的经历，与其说是内部管理弊端以及观念保守导致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不如说更反映时代前进的沧桑烙印，正可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系列，则提供了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扫描。大到政治风云影响京城市面繁荣，小至田野乡村红白喜事的份子钱；远到茶叶等边境贸易结算方式，近至市井乡里骗人钱财的把戏，纷纷以斑斓多姿为衰败帝国的画卷涂抹落寞惆怅的底色。“他者”的相关记录或著作，偏颇也许在所难免，但是不仅角度不无启发，许多资料也弥足珍贵。
刘平先生采用国外相关资料，不局限于晚清领域。他在分析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王朝的灭亡原因时，将外国大家如史景迁所著《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卜正明所写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以及《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等研究明代商业与文化的书籍，一一作为背景知识与参考资料加以运用，增添了文章的文化底蕴与话语空间。
晚明固然是多事之秋，风实起于青萍之末———所谓的“永乐盛世”。即使有郑和下西洋的慷慨壮举，也难掩财政捉襟见肘之无奈颓势。在重提海瑞罢官史实的《海晏河清待后生》一文中，作者一撇“清官”与“贪官”说之窠臼，而是另辟蹊径剖析明朝文官制度、税赋制度的弊端，及其琐碎的权力分割和繁复的擎肘体制对于明朝经济的“贡献”；更对海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精神倾力赞赏。《四季流转话兴亡》，则以白银危机为主线，提供解读明朝灭亡的另一途径。
同样的，货币危机、通货膨胀，也是元朝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尔奇在《货币在经济史中的作用》一书中写道：“国家作为经济史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以收入与支出的形式组织其经济活动”。刘平先生凭借敏锐的职业嗅觉，从马可·波罗游记中条分缕析，揭示了依靠马上征服天下的蒙古勇士“只识弯弓射大雕”，其治理国家所推行的混乱的货币政策，导致民不聊生，最终丧失天下，黯然北归。
战争与和平都是经济实力的较量，金融史必定也将涉及战乱与纷争，刘平先生笔下的金融史也不例外，例如坊间赋予其传奇色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刘平先生在探寻金融“物种起源”的书评《金融进化有规循》一文中，力求还原真实的罗氏财富故事，一路追踪西欧金融演变的足迹———中世纪后其金融中心从意大利城邦，逐渐转移到西班牙、南德意志、以及包括荷兰、卢森堡在内的低地国家，再至法国与英国，漫长行程历史风光一路娓娓道来。
或可指出，尽管该书作者接受了严格的史学训练，遑论惜墨如金，也堪下笔谨慎。作者的思想脉络依然清晰明了，那就是深刻揭示了历史事件背后经济金融因素的影响以至金融变迁的过程———“青松来风吹古道，绿萝飞花覆烟草”，足见其掌握史料之翔实，调度史料之自如，更有严谨治学之风范。
如何展示变迁？层次丰富、打通领域自是前提。古今中外，宋、元、明、清的金融浮世绘，全球棉花国之旅，近代上海金融风云录，都被作者娓娓道来：劣币驱逐良币、大批财富跨越国界和不同币种之间的转移和汇兑以及通货膨胀，原是兴亡背后之推手。涉猎甚广，切入甚小———犹如掘井，终获甘泉。例如臧否北宋经济政策，避免泛泛而谈王安石变革的是非得失，而是从青苗法解剖，以点带面。
幽光狂慧复中宵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则就是要尽量引用一手文献，并跟踪和重视最新进展，以此作为立论之基础。因此，每写一篇文章，刘平先生都是举轻若重，查阅大量相关书籍资料，浏览最新研究文献，也就是他自嘲的犹如捉螃蟹，一个带出一串，以至要误入桃花源，却又被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景致吸引。因此，看似信手拈来的引经据典，背后除了博闻强记，做十足功课，必不可少。
综观《从金融史再出发》，该书具有两点特征：一是提供清晰、准确的历史线索，借用《孽海花》作者曾朴以前的说法，就是写书的组织方法有时好比伞形花序，从中心向外推展，互相连结，开成球一般的一朵大花；二是围绕主题选用相关文献，道理皆在史实中。
这样一来，钩沉梳理工作的繁琐自然不可避免。不过，故纸堆也可化蝶翩翩舞。法国诗人夏尔·佩吉写道：“荷马史诗今天早上仍是新的，也许再也没有比今天的报纸更旧的东西了。”
说到金融史，其间人与事必然密不可分，众多事件亦是银行家胸襟与胆略的体现。一方面，经营的唯一责任就是促使利润最大化，这符合经济学观点；另一方面，经济学也是社会学，保护和增加社会财富、履行社会责任，才是前者成立之基石。
在该书塑造的北洋政府到民国时期银行家群像中，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首先是以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为代表的上海银行家，他们挺身而出抵抗北洋政府“停兑令”，声明“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还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他提出并践行“银行当服务社会”的理念，以及推行“人嫌细微，我宁烦琐”的小额存款业务（一元起存）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后来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
社会责任不绝如缕，历久弥新。借助刘平先生文章的介绍，当代银行从业人员的风采跃然纸上：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青海银监局纪委书记葛玉修、内蒙古银监局党委宣传部长海德才、云南腾冲农行副行长段生馗，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倾心倾力所做之事各不相同：唐双宁醉心于文史阅读与书画创作，坚信文化的强大力量；海德才一直努力寻找自己的民族———蒙古族的前世今生与历史定位；葛玉修对美丽青海湖情有独钟，对在此地繁衍生息的藏羚羊饱含深情———他深沉的爱化为摄影，于是我们看到了光与影的无尽变幻；段生馗倾己所有创办滇缅抗战博物馆，提醒人们永志不忘“铁血滇缅”的悲壮……实际殊途同归———尽到金融服务社会公益的责任。而“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以小额贷款模式，成功帮助祖国———孟加拉国的不少赤贫农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可能。作者在此看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借鉴意义。
金融既然是人的活动，必然会产生道德风险。轰动一时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固然与该行管理上的漏洞不无关系，然从心理学出发剖析其经验教训，无疑令人耳目一新。现今为研究金融而建立数学模型，虽然雅致优美兼具推理特征，但与人的行为总有差距。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行为金融学，把人放在了经济舞台的中央，分析人的心理、行为以及情绪，对金融决策以至金融市场的影响，得到了学界业界的高度重视与金融市场的充分证明，书中的《人在天地当勉励》正是对这一理念的思考与呼应。
据说，一个人要写书评，对被评论者与被评论之书应该抱有最大限度的“同情之理解”。虽然言必称“我的朋友胡适之”容易为人所诟病，但是本人还是要将刘平先生贴上良师益友的标签。
以前偶然得知他拥有工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史学博士的教育背景，羡慕不已。其后知他结绳记事、日积月累的阅读与写作，套用梁山泊的行话，更是“钦佩得紧”———真乃“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虽然该书作者时常说起，自己写作与构建宏大叙事的野心无关，亦无一骑绝尘的自矜，最多只是拾遗补缺———“著书老去为抒情”。但是有赖于他的缜密构思与阅读大量史料为基础，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同于寻常意义的金融史著作———在揭示历史事件为多重合力作用，展示丰富多样甚至饶有趣味的细节力量，溯源银行社会责任的路径中，他引领我们发现，早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银行家登上近代历史舞台之前，他们就已在自觉地担当道义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