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渔先生著《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是一部大书。所谓大，并非篇幅之大，而是它所阐述的问题之大。作者把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上升到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主流观点，说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如思想界所公认的“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儒家思想的文化桎梏”、“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等，而是传统的思维模式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不管是否赞同其观点，恐怕谁都不得不正视他所提出的问题。
楚渔先生说：“我们的教育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培育庸才，培养缺少思辨能力的、只能按教科书规定的套路去钻的工匠式的人才。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二版，98页。以下只注明页码）此言可谓一针见血，直指问题的要害。 “我们的僵化教育，从学前儿童就开始了，几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儿童探索未知世界、拓展自己的智力空间的黄金时期。但却被我们的家长们逼着去学这个年龄段不该去学的东西：识字、英语、弹琴等（个别特别喜欢干一件事的除外），有些还要背什么唐诗三百首等，就这样活生生地扼杀了孩子们拓展智力空间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儿童教育家，制定了一整套的扼杀孩子天性的教育方法，把儿童未来的潜力和智力从小就扼杀在摇篮里。 ”（98—99页）应该说，楚渔先生的观察是准确的，也是长久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顽疾。
20多年前，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今天我们总在追问中国为何没有出大师、没有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楚渔先生的回答是：“我们的整个教育理论包括学校的教育模式，从儿童期间就扼杀了孩子未来的创新和思维能力。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是全套引进西方的……但是我们却用中国式的僵化思维模式来对待鲜活的西方传来的教育模式。中国的这种教育体制，很难培养高素质的具有首创精神的人才。 ”（102页）中国教育照此下去，一百年也出不了大师！
有位叫高低的杂文家，以日本和中国就 “甲午战争”出的中学历史试题写过一篇好文章。在中国，关于甲午战争的试题，无外乎“甲午战争是哪一年爆发的？战后签订了什么条约？割地赔款的情况如何？ ”题目、答案都是现成的，教科书里有，学生死记硬背就行了；但考试一过，大都忘了。而日本试题却不同，如：“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场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 ”有位日本高中生回答说：“我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回到中国，中国会把基隆与高雄封锁，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我们的油轮就统统走右边。这样，就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我们的石油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上中国南海，跨台湾海峡进东海，到日本海，这是石油生命线。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我们的货轮一定要从那里经过，我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马上就会上场，那就打！按照判断，公元2015年至2020年之间，这场战争可能爆发……”
不论在2015年至2020年中日战争会不会再次爆发，不论日本的那位高中生说得对不对，至少人家的回答动了脑筋，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反观中国，年复一年机械地出题答题，早已使学生丧失了思考问题的机会和能力。所以，深圳有“梧桐山里的私塾”，湖北东南部乡下小镇有临时的 “立人大学”……这些学校的出现，就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反叛——前者大都是3至12岁的孩子，在私塾里读的是孔孟老庄等国学经典，外加一天一小时读英语；后者学生都是高中生或是大学里的在读生。前者是对基础教育的不信任，后者是对大学教育的彻底失望……
楚渔先生说，改造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是我国教育的头等大事。这种认识无疑是准确的，也是必需的；但仔细一想，它只是揭示了问题的表象。有人说，他没有深入地阐释教育与科学、教育与民主的关系，我也有此同感。八年前，杨东平教授出版《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我曾写过一篇读书随笔《回到蔡元培》。蔡元培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在学术上，蔡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主张“圆通广大”，“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蔡元培的这些思想，成了知识分子这一百年里始终追求的理想。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今我们的口号还是“科教兴国”，当然令已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多少有几分尴尬！实话说，“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在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及考试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革，中国教育的成败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曾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用大而无当的虚化的道德教育去培养 “接班人”，结果培养出了成克杰、胡长清、李真这样的数不胜数的货色。我们一直要孩子“诚实”，告诫他们以“诚信为本”，但有篇高考满分作文居然是虚构的，明明是活着的母亲，“满分作文”却说母亲死了。记得我孩子读高一时，作文喜欢实话实说，可老师的批注要么是“立意不高”，要么是“观点欠正确”。孩子回来问我：写作文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这些，难道不应引起教育当局以及全社会的深思吗？
我们的困境是深层次的，有来自制度的、理念的等等。如何完成现代教育转型？杨东平先生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五四知识分子开创的现代教育运动，奠定了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和思想资源”。在那一代开创者中，尤其如蔡元培者，无论是在教育理念上，还是在教育实践方面，都是杰出的。所以我觉得，教育要走出困境，仅仅改变思维模式是不够的，恐怕还得“回到蔡元培”！当然，我还是喜欢《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这本书的，因为它在“有限的语境”里，选择这一角度剖析“中国问题”，也是一种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