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凯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中世纪史研究者，约瑟夫·R.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详细探究了欧洲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源，特别是对英国和法国的制度进行了细致的历史分析。
斯特雷耶对现代国家的特征进行了开门见山的界定：国家是一个时间上持续、空间范围确定的政治单元，具有持续性的、超越个人之上的机构与制度；国境范围内的居民完全忠诚于国家，认同国家具有最终裁决的权威。按照这样的界定，古代国家都是有缺陷的：罗马帝国固然庞大但内部缺乏有效整合，希腊城邦内部凝聚力固然强大但却规模偏小。不过，正是在这些有缺陷的古代国家的政治地基之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艰难地生长出来，两者之间有着幽深的联系。
1200年的欧洲实际上分裂为数百个政治单位，神圣罗马帝国、英国、法国、匈牙利、波兰等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地方权贵占有大量土地、劳动力，在领地内几乎拥有绝对权力。领主们依靠军事联盟、婚姻关系勉强凑成国家，每一次王权更迭都可能导致国境线的大规模变更。天主教会牢牢控制着欧洲800多个主教辖区，教皇的权威实际上远远高于君王和贵族。那时的欧洲跟当今最贫穷国家的城市化程度相当，绝大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市镇、城堡外的原野上，种麦、捕鱼、伐木，一派田园风景。那时候，没有国家主权的观念，人们只对家长、领主、教士、古老习俗有习惯性的忠诚。
但是，历史自身正逐渐起着变化。那些四处奔袭的蛮族在传教士们的感化下变成了基督徒，持续多年的蛮族入侵渐渐结束了。被蛮族四处驱赶的人们也安定下来，开始关注和平和秩序。安宁的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商业开始发展起来。王室不再满足于地方权贵的阳奉阴违，通过派遣地方官员向地方权贵的领地渗透，首先就要将法律裁判权和财税权收归中央。他们表现出对受过法律、数学、逻辑、修辞等训练的专业人士的巨大需求，希望用精细的数字统计和明晰的法律条文来进行管理。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在中世纪已经开始萌芽了。这个时期慢慢发展出来的贵族会议制度，其影响力将更加深远，具备了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
王室迫切希望将权力收归中央，而这时甚至连流言都对他们有利。臣民们奔走相告，如果不幸得了麻风病，或者瞎了眼，只要被尊贵的君王触摸一下，就有可能痊愈。这是圣经中耶稣才有的能力，是君权神授论的另一种版本。国王们欣然默许自己的臣民将其视为耶稣的替身，因为这有助于他们摆脱地方权贵和教会的掣肘。对国王的崇拜与迷恋，滋生出对王国的忠诚，主权观念应运而生。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汉，一旦听说遥远村庄素未谋面的同胞遭受敌国蹂躏，会感同身受；油然而生的复仇感还会激励他们投身到民族国家的伟大事业中。战争不再是贵族们切磋格斗技艺的比试，随从和雇佣军逐渐被庞大的常备军替代。那些迷恋君王的士兵在战场上为国家和君王的荣耀而战，勇猛无比。平民对国家和君王的忠诚，逐渐超过了对家长、领主、教士、古老习俗的忠诚。
说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这一进程在欧洲持续了4到5个世纪的时间。到1700年左右，西欧国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基本上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础。民族国家格局基本定型，建立专业化、高效率的职能部门业已成为共识。正如斯特雷耶在全书最后所说：政策也许会被攻击，但再动荡也无法消灭国家的概念。
这本薄薄的不足百页的小册子，没有从抽象的学理出发，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讨论了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是读者了解“国家”这一概念的入门文本。但是，斯特雷耶的视角基本上是功能主义的，即主要从社会公共需要的角度来解释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如复旦大学刘昶教授所言，这种解释肯定会简化或忽略现代国家起源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面向。这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现代国家的起源》，[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著，华佳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