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出生于1953年，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学院数学学士（1982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199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主要代表作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串接的叙事》、《制度分析基础讲义》、《回家的路》等。2011年出版新书《行为经济学讲义》，是他在2010年北大上课的讲义整理。
经济学家汪丁丁的最近推出了新著《行为经济学讲义》，厚厚的一大本，不好读，里面涉及的知识领域太庞杂，有脑科学也有人类学，有哲学也有经济学。坐在咖啡厅的沙发上，他说应该没几个人读得懂这本书。他说这话并非炫耀，甚至有一点点担忧。在教育越来越走向专业化的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是否还存在，人们又是否还关心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这是他在意的。
行为经济学已成诺奖热门
新京报：没看这本书之前，我猜想你的书里肯定是讲许多案例，解释为什么人们进行这样的选择，就像西方行为经济学会提到的心理学。但翻开书就发现完全不是我之前想象的。
汪丁丁：是很不一样，西方的行为经济学没有统一框架，是上千文献拼起来的一个领域，也不一定叫做行为经济学。现在美国有5所主要的大学研究行为经济学，其他二流大学会跟着走。行为经济学，我整理的三大研究方向是，田野和实验室的实验，网络社会科学和脑科学，这三大研究方向每年发表几千篇文献，我整理这些文献形成这样一本教材，是2010年的授课内容。
新京报：你在书里也提到，这几年行为经济学逐渐热起来，文章也多，获奖更多。
汪丁丁：2000年以来有3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素有“小诺贝尔奖”名声的克拉克奖，有至少两个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人得奖。克拉克奖只奖给40岁以下的学者，获奖者有0.6概率获得诺奖。美国东海岸比较保守，所以行为经济学先在西海岸流行，最近两三年哈佛开始抢这一专业的讲师。
新京报：在中国也一样？
汪丁丁：我教这门课六七年了，最近两三年，选课的学生开始多起来。2006年我在浙大讲行为经济学，最后教室里都是旁听的教师，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我熟悉的学生。那一年我彻底放弃了在浙大授课的设想，以后就只在北大讲。这两年出国的学生发现西方对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需求非常大。咱们这方面的教育失败，于是这些名校始终在为美国的一流大学培养科研后备军。所以注册行为经济学的人数突然增加了几倍。也说明现在的人都有功利主义倾向。
拓展经济学的注意力
新京报：行为经济学在西方一下子热起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对现实帮助很大？
汪丁丁：这门学科解释了以往不能满意解释的重要现象。行为经济学最早是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不满意自己的研究方法，转而寻求另类的方法。西方社会演化到20世纪末期，发现合作出了大问题，也就是由安然丑闻揭示的华尔街腐败。中国人说，这是贪婪造成的。但贪婪不是现在才有的，关键是要解释西方市场经济演变为何到2000年以后才出了问题？这是需要行为经济学家解释的。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
汪丁丁：社会选择机制出了问题。我们每个人面临日常生活，都是从大集合中选一个小集合，更小集合是我们最喜欢发生的，比如地点，北京有很多地点可以接受采访，我有我最喜欢的，再和你商量。
新京报：选取交集？
汪丁丁：对，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但在社会选择里就麻烦了。你有你的小集合，和我们的小集合不相交怎么办？就不能对话了？所以西方社会问题不是贪婪，每个人都贪婪，我们人类深层心理结构是由三分之一的贪婪，三分之一的强互惠性，三分之一的仁爱，由这三个部分构成的。但是如果大家选择的子集没有找到共同点，就变成空集，这就意味着利益冲突，例如，导致这次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有人受到损失却没有补偿，这是社会制度发生了问题，良序的社会制度要让大家的选择不是一个空集。
新京报：所以行为经济学要更多介入到实用层面？
汪丁丁：如果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就要把过分狭窄的注意力扩展到合作问题上，修正社会制度的缺陷。可能因此，行为经济学在西方突然就热起来了。
很多教授读不懂这本书
新京报：在书里你也提到，现在国内行为经济学开课不多，大部分都是模仿西方的。但是行为经济学到了中国，肯定有和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在中国讲授和它在西方不同的是什么？
汪丁丁：我每年讲这门课都要告诉学生，首先，行为经济学需要跨学科思维方式。修这门课程的是双学位本科生，来自几十个不同学科。我们必须兼顾他们的知识结构差异。跨学科教育非常不同于传统的应试教育，它不是教科书导向的，而是问题导向的。一个问题的求解，需要穿越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你求解的问题越微小，求解过程的跨学科能力就越差。当你关注根本问题的时候，例如，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你肯定可以把所有的人类知识都调动起来。人生问题是属于全人类的，它的出发点不在社会科学领域，它首先是私人的思想，然后是哲学的。中国问题的开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中国出了问题，人人感觉到，但症结是什么？没人说清楚。我希望学生从他们周围生活中间出了问题的部分，结合行为经济学讨论。我希望这门课程的理想状态是这样，但是现在学生达不到理想状态。
新京报：这本书其实呈现了你上课时的场景，当时大约有多少个学生？
汪丁丁：北大最大的教室在修理，所以只能按300人座位筛选学生。这是双学位课程，本专业可能是法学或医学或阿拉伯语，辅修是经济学。我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办了将近10年经济学双学位教育。现在每年很多学生报名，于是就控制每年只招收100个外校学生。我们有严格的入学考试，考不上的人托各种关系，差0.5分进不来的有得是。
新京报：我注意到在某讲之前您说了一句话，意思是当天来的学生很少。
汪丁丁：那是后来他们听不懂了，尤其是星期天。现在也是这样，一到星期天，好多外校的就不过来了。我相信有许多的教授也读不懂这本书，于是，最近我又为一份学术期刊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导读。
新京报：为什么读不懂？
汪丁丁：知识结构太多了，但是朋友们都不奇怪。我就是这样的人嘛，就是一个“漫游者”，在人类的全部知识领域里漫游。许多教授不想知识漫游，现在每个人都专业化了，漫游是一种奢侈。所以，人们愿不愿意读这本书，这才是最大问题。这书卖不出几本，我估计。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太宝贵。只有少数读者愿意关注根本问题，就是哈耶克晚年提出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问题。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只不过在西方最先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