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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思想史》，唐庆增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出版，45.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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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7月，在一艘开往日本的船上，美国人莫特结识一个印度人，后者怨怒地向他谈起英国政府仍在操纵鸦片走私，损害印度人及其他亚洲人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意识。莫特怀疑这个印度人的说法的真实性。他只隐约听说过有鸦片走私这回事，对更早的鸦片战争则茫然不知，自然不相信“在公共舆论一致谴责成瘾性毒品走私和各国政府立法加以严禁的当今，在这儿，在世界另一端，怎会有政府操纵鸦片走私，而操纵者竟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之一的我们仰视为进步和人道理想的排头兵的英国政府”？
怀疑归怀疑，他还是决定到亚洲各地做一次调查。一年后，他证实那个印度人所言不虚，并提到在亚洲诸国中惟独日本无鸦片馆，“日本政府像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政府一样细心保护其国民远离鸦片之害”。日本1905年大败俄罗斯，令世界刮目相看，而莫特则不无道理地从日本民族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得出结论说：“日本之所以是一个强悍、阳刚的民族，原因之一或许是，日本是唯一没被西方列强统治过的东方国家，因此避免了西方国家施加的鸦片之害。”
就鸦片之害，1847年的马丁在《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中说：“同鸦片贸易比起来，黑奴贸易是仁慈的。”英国黑奴贩子既把掠来的非洲人视为自家财产，损害一点就等于自家财产减少一点，自然不会故意损害黑人的肉体，英国鸦片贩子则不同，“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
日本政府从中国的灾难中深知鸦片对民族的阳刚之气和道德意识的摧残，所以“细心保护其国民远离鸦片之害”，但也正因深知鸦片之害，它也就像欧洲国家一样把鸦片当做一种有效损害别的民族的阳刚之气和道德意识的“社会武器”。莫特在中国见到众多鸦片馆，却不知其中一些为日本人所开。据一位英国记者的密访，为维护日本的国际声誉，这些鸦片馆通常雇朝鲜人经营，并“严禁将鸦片卖给日本人，只许卖给外国人和中国人，无论男女”。布什在《鸦片史》（1996）中证实日本政府有计划地在中国使用这种“社会武器”，“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日本早已事先弄残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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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一度被认为是治疗发烧、腹泻、痢疾和霍乱的灵药，鸦片制剂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的广泛使用程度堪比后来的阿士匹林，但人们很快发现其成瘾性及连续服用对神经系统造成的严重损害。于是非为医用而出售鸦片的行为受到谴责，稍后兴起的公共卫生运动则呼吁禁止鸦片。到1830年代末，鸦片无害论在英国已失去市场。1837年登基的维多利亚女王对弥漫鸦片气息的浪漫主义时代（那些作家普遍吸食德昆西称为能领人进入非现实梦幻的“神药”的鸦片）追求柔弱、消极之美的流风颇为反感，认为它使英国人失去阳刚之气和现实感，而试图在其臣民中唤回体现于笛福笔下的殖民者鲁滨逊身上的那种17、18世纪的英国“男子汉”观念，为英国新一轮海外扩张提供大量强健有力的商人、冒险家、士兵和传教士。英国开始制订法规，限制鸦片在英国的使用，到1857年，鸦片被纳入《毒品销售法》。在这整个过程中，获得英国政府保护的对华鸦片走私却呈剧增之势。
16世纪前中国鸦片进口量少，大多数中国人没听说过鸦片或其阿拉伯名“阿芙蓉”。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东来，鸦片开始成害。1729年，雍正下令除药用外禁止鸦片进口。1773年，英国征服孟加拉，垄断鸦片贸易。或许主要靠在中国走村串户的欧洲传教士，才使鸦片为广大中国民众所知，他们一手向中国人发放教义小册子，一手向他们出售鸦片。他们深知鸦片之害，但出售鸦片的利润可支持其传教事业，对其个人也是可观收入。1828年鸦片贩子渣甸和马地臣创立的怡和洋行直接资助郭实腊，而这位传教士“对自己出售鸦片的行为似乎并无良心不安，因为鸦片是传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布什语）。他还用鸦片贩子提供的经费贿赂中国地方官，并招募了一个40人的间谍组织，刺探中国海防情报和水文信息，在鸦片战争中，他是英军翻译和舰队向导。
科利斯在《洋土》（1946）中说，传教士的观念“与渣甸式鸦片商人并无深刻差异······贸易和圣经结成同盟，紧随其后的是帝国的旗帜”。传教士所办宗教报刊也刊登鸦片贩子或鸦片贸易支持者要求“自由贸易”的文章。他们的行为甚至令1860年率英国“远征军”来华劫掠的额尔金都感到难堪，在日记中谈到自己好不容易在福建终于见到一个一心传教的传教士，说“能在一批洋人中见到几个不是一心来赚钱的人，这已经不错了”。他还从中国民众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中发现中国完全缺乏郭实腊所说的排外的民族主义。
在对华鸦片走私中发了横财的渣甸和马地臣在英国成了家喻户晓的可敬人物，他们“使得欧洲人在印度发财的故事，有了最早的中国沿海版本”（法兰奇《镜里看中国》），因此，这两个从别人的不幸中牟利的鸦片贩子先后成为英国议员，也就不足为奇。韦伯曾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新教“工作伦理”，仿佛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内发”的，但法兰奇对此另有见解：“两大团体【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之间居然达成了持续良久的和解，因为双方都追求既统治世界又从中牟利的维多利亚理想······他们宣称英国文化、贸易和帝国主义是先进的文化，他们将之传播给世界从而为那里的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新生，但这不过是他们掠夺他国财富的幌子罢了。”
尽管中国政府屡下禁令，但国土辽阔海岸漫长，鸦片走私依然普遍。1830年代末，仅闽粤两省就有90%的成年人吸食鸦片。鸦片走私所得，部分通过税收进入英国国库。1830年，伦敦指令东印度公司扩大印度的鸦片种植。两年后，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称，仅孟加拉一地，其“鸦片专卖每年就为政府提供了98万1千2百93英镑的财政收入”。
极少数有良知的传教士对英国大规模鸦片走私感到不安，其中一位在1838年揭露说“数千万中国人深受其害”，另一位则在1840年写道：“鸦片损害了这里的人民的健康和道德。”英国报纸登载了一篇惨不忍睹的中国见闻，其中写道：“一些人躺着，神色颓唐，脸上露出一丝傻笑。”但英国政府或许恰恰从中看到鸦片作为一种“社会武器”的效能，它通过瘫痪人的身体、心智和道德并使之失去现实感而瘫痪其反抗意志。这一点，英国早在其印度殖民地获得验证，而这种“社会武器”为1840年之后英国军队在中国一次次如入无人之境的进攻创造了条件：它“早已事先弄残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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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发生在欧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隐约显出一种历史周期，尽管造成这种周期的因素不尽相同。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也经历着一场持续的金融危机：先是北美殖民地独立使其失去一个垄断市场和黄金白银的一个来源（北美殖民地独立，其原因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财政的：母国贸易垄断权使黄金白银大量流向母国而导致北美殖民地严重“失血”，经济发展迟缓，由此引发北美殖民地人的不满。这就像路易十六资助美国革命并非出自对共和制度的热爱，而是为削弱其老对手英国，但他对美国革命的资助反使法国陷入财政危机，最终引发法国大革命），其次是接连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发动战争使其背负大约8亿英镑的沉重债务，而法国对英国与欧陆及美洲的封锁又使其失去一个巨大市场及黄金白银的一个来源。此时，本来作为母国一个重要财源的印度也因东印度公司陷入财政危机反倒需要已负债累累的母国不断注资方能维持，而爱尔兰殖民地的饥民们也在闹事，这些被英国盘剥殆尽的“讨厌的殖民地成了挂在英国人脖子上的磨石”（迪斯累利语）。
金融乃一国命脉。熟悉斯密货币理论的英国政治家深知硬通货供应量持续不足将导致国家经济全面紧缩，由此造成遍布城乡的工厂纷纷倒闭，把大量失业者变成心怀不满的造反者，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想一想自1830年代末开始席卷全英的宪章运动及接踵而至的1848年革命吧）。那些为解决英国金融危机而提出的“节流方案”——如马尔萨斯以饥饿、繁重劳动、限制结婚甚至战争为手段减少下层人口的人口论及“新济贫法”制订者为节省国家财政而收缩游民及失业者的救济范围并采用严苛的救济方式——很快被证明只能使社会冲突尖锐化，远不如英国鸦片贩子及其在议院的代言人的“开源方案”来得容易也更触及根本：以走私鸦片乃至直接掠抢中国财富来解决英国硬通货供应量不足的问题。
在此前中英漫长的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逆差，它能出口中国的只是棉布、毛织品、铅、锌等不特别为中国市场所需要的商品，而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在英国则大有市场——这得部分归功于18世纪之前的一些欧洲人（自马可波罗一直到早期的伏尔泰）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文明国家”的赞美，它在英国上层社会形成了“中国风”，谁都以喝中国茶、拥有中国瓷器或丝绸织品为高雅象征，大大提高了这些商品的附加值（为改变英国人爱喝中国茶的习惯，英国政府一度提倡国民改喝其殖民地所产咖啡，但并无效果），以致众多英国茶叶贩子避开东印度公司而向英国走私中国茶叶。
为打击茶叶走私，1784年英国议会通过减税法案，将茶叶关税从119%大幅降至12.5%，以损失岁入为代价替东印度公司夺回茶叶贸易垄断权。但更大的问题却来了。1807年伦敦出版的一本详述马戛尔尼公职生涯的书谈及英国向中国派出使团的动机时写道：“减税法案带来的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处是使茶叶贸易悉数为东印度公司控制，但同样立竿见影的一个坏处是为平衡与中国每年庞大的贸易而掏光了英国的白银。英国棉布、毛织品、铅、锌及一些小工业制品玩意儿的出口根本赶不上中国茶叶与日俱增的庞大进口。但若能在这个辽阔帝国的北部海岸打开一个新市场，那在该国南方省份缺乏市场的那些英国商品或许能在中国北方创造一种新的增长的需求。”在引文里的英国对华出口商品中，见不到比这些普通商品更能盈利的鸦片，而后来正是它（加上1830年后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大规模引种中国茶叶从而重创中国茶叶出口）扭转了英国的贸易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中国的财政危机，由此又引发中国经济、军事、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连锁危机。鸦片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对中国展开的全方位金融战的武力部分，它迟早会发生。
与1850年代后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家为其侵略中国的行径提供合法性而事后炮制的“闭关锁国说”相反，1830年前世界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的事实证明中国在当时世界贸易中的活跃程度及所占巨大份额。“闭关锁国说”还有一种“退而说其次”的假说，即承认中国并未闭关锁国，却指责中国政府未能施行“自由贸易”，以官办的广州“十三行”垄断中国对外贸易，不许私人插足，且只划出广州一地作为与洋商交易地点。但与“十三行”交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英国政府特许的垄断公司，并全权垄断英国对华贸易，其他国家及私人不得插足。如果加上英国《航海法》对外国商人不能与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和英国各殖民地之间不能直接进行贸易的规定，再加上英国《谷物法》为保护价格更高的英国农产品而禁止外国谷物进口，那可以说，中国在对外贸易上远比英国开放和自由，轮不到这个满世界劫掠并在各地夺取贸易垄断权且迟至1846年才分步骤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来中国宣讲“自由贸易”。
因此，当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第一个使团时，与其说是为达成自由贸易，不如说是要求中国政府将一种在中国已被法定为禁品同时在英国也受到越来越大的道德谴责并且在1857年后被立法禁止的毒品在中国合法化（“自由贸易”）。扩大鸦片贸易的动机与英国使团的使命之间的关系，还可从使团首领马戛尔尼的背景找到线索：他曾是东印度公司三块“领地”之一的马德拉斯的总督，离任后东印度公司答应给他1500英镑的终身年金。《停滞的帝国》（1989）的作者佩雷菲特说：“马戛尔尼在当马德拉斯总督时产生的想法在伦敦不断得到发展：他和【内务大臣】敦达斯都认为，印度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征服中国市场将会帮助英国解决在印度行使主权的费用······【而】鸦片在印度的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鸦片贸易对当时处于财政困境的英国来说犹如救主：如果说“对英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东印度公司”（佩雷菲特语），那伟大的伯克在1783年则干脆将东印度公司的兴衰与英国的兴衰直接挂钩，说“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
为独占中国市场，马戛尔尼向乾隆提议中英结盟，好将法国和其他国家排斥于中国市场之外（乾隆不准英使留京，是不想给这些与中国有长久贸易往来的国家一个错觉，认为英国在中国已获得特别贸易地位和外交地位）。但口口声声“结盟”的英国却先于其敌手法国向中国开刀：在派出使团的同时，英国从印度向尼泊尔渗透，武装廓尔克人向西藏进攻，并煽动西藏人叛乱，试图将西藏纳入英国势力范围。但入侵和叛乱迅速被中国军队击退和平息。非法鸦片走私，加上煽动西藏叛乱，使乾隆有理由对英国使团此行的动机充满不信任，并拒绝英方“门户开放、友好通商”的要求，因为那意味着鸦片和英国人向中国各地渗透。与其说乾隆出于“愚昧”和“自大”而拒绝英国的要求，不如说出于国际战略的理性考量。刘禾在《帝国的政治话语》（2009）中说：“当印度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一个接一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清政府的这项政策其实比较成功地抗拒了英国的殖民野心。”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并非疑神疑鬼：英国使团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即敦达斯交给马戛尔尼的七条指令的最后一条（“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这显然已是在为战争做前期情报准备工作了。
背后发生的不是什么“文化冲突”或“礼仪之争”，那只是姿态而已。《人类的主人》（1969）的作者基尔南说，东印度公司哪有什么意识形态，“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会计室里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伦敦的意识形态。或许中国政府在接待英国使团时故意设置礼仪障碍以婉拒英国于中国不利的要求，而英方也乐于设置礼仪障碍好以“被辱”为借口发动一场基于利益的战争。追求“被辱”，后来成了英国一再使用的为战争寻找堂皇借口的伎俩，如制造“亚罗”号事件而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毕竟，向英国人民说英国人在华受到非礼对待，远比说中国人拒绝鸦片，更能在英国人民中唤起义愤和战争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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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沿海的大量奏章使道光对鸦片之害越发警觉。他的儿子也染上毒瘾，使他对鸦片之害多了一种个人体验。他下令禁烟。但在林则徐以钦差身份来广东禁烟前，“这些命令不过一堆废纸罢了”（马地臣语）。但这些废纸至少在法律名义上使鸦片贸易非法化了，而英国政府出于国家尊严，不想从事一项非法买卖，于是就劝诱和强迫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英帝国的命运系于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即系于印度对华鸦片贸易（为规避鸦片贸易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实际关联，东印度公司此时被撤消垄断权，由散商经营，从而实现了英国鸦片贩子们一直向伦敦要求的“自由贸易”政策），与之一唱一和并因此取代义律（巴麦尊指责他“只要求割占香港一地而没进一步要求在中国内地割占几块地方”）而成为新的英国驻华公使的的璞鼎查则发誓“将利用每个可能的机会给中方全权代表造成这么一种强烈印象，即鸦片贸易合法化将使中国政府获利”。对此，道光答复道：“的确，我无力阻止毒品泛滥而入。赌徒和腐败分子为利润和感官享受挫败了我的希望。但任何东西都无法诱惑我从我的人民的不良嗜好和苦难中征取一分一毫的税收。”马克思1857年谈及中英围绕鸦片展开的外交斗争时讥讽说：“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
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彰显林则徐的果敢而称其“收缴”鸦片，而为对华开战摇旗呐喊的英国人为指控林则徐“无礼”也如是说。其实并非“收缴”，而是承诺由中国政府出资收购洋商所有库存鸦片，并集中销毁。由于有比正常价格更高的补偿的承诺，鸦片贩子交出所有库存鸦片。马地臣在给时在伦敦的合伙人渣甸的信中对林则徐的慷慨表示惊讶：“他为何付这么多钱？要不了那么多。六七千英镑就够了。”但鸦片还将源源不断从印度运来，难道中国国库将一一为之埋单，然后就地销毁？看不到出路，竟使一些中国谋略家提议本国广种鸦片，以遏止英国鸦片进口，这样国民虽依然受其害，但好歹白银留在了中国。这种饮鸩止渴的提议被朝廷否决。
战争不可避免。这场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的战争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告终。英国绅士珍爱荣誉，因此这份在英国炮口下签订的为肮脏的鸦片贸易开绿灯的条约就根本看不见“鸦片”一词。不过，1840年4月25日，《泰晤士报》却直率地把这场刚刚开幕的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此乃“鸦片战争”一词的来历），而格莱斯顿在议会中痛陈：“在人类历史上，我还从未见过如此一场起因就不公正且刻意要让国家蒙受永久道德羞耻的战争·······高高飘扬的英国国旗被用来保护一桩邪恶贸易。”尽管良知在极少数英国人那里跳动，但包括中下阶层在内的大多数英国人则因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巨大利益且自己也能从中分一杯羹而心安理得。英国政府考虑的不是道德问题。与其让饥肠辘辘的下层阶级在英国各地啸聚甚至密谋推翻政府，不如让他们作为帝国的商人、传教士、士兵前往海外发财。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伴随鸦片贸易急剧扩张，白银大量流向英国，英国进入一个工业空前发展的时期，鳞次栉比的工厂大量吸收着游民和失业者，于是在1830到1848年间一度动摇英国社会根基的宪章运动和1848年革命就随即偃旗息鼓了。英国鸦片贩子拯救了英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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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4月，曾任1816年英国使团副使的小斯当东已预见这场战争的意义:“一场世界性战争，其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边倒的鸦片战争在军事上乏善可陈，但其世界历史意义不亚于美洲的“发现”。如果说英国通过对美洲白银的掠夺而在17世纪之后崛起，那么，通过对华鸦片贸易使中国白银流向英国，就为英国1850年后摆脱金融危机而进入持续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提供了可能。实际上，鸦片贸易改变了17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一个东方大国因此陷入持续的财政危机而走向衰败，引来面对欧洲列强而无所作为的俄罗斯向东扩张，抢得大片中国领土，其他列强则紧步英俄后尘纷纷东来，世界经济中心由东向西转移，而中国的衰败也使日本趁势在亚洲崛起，等等。但更内在也更持久的是，西方的武力胜利带来了西方的精神胜利，使得1850年后的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家发明了“西方中心主义”并以文武两手将其深深打入被殖民者的集体无意识。被殖民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没随西方殖民体系在1940年代后的瓦解而消失，它依然活跃于意识和话语中。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本应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家及后来的史家笔下留下重重一笔。但翻检当时那些即便十分关心英国海外活动的作家的作品（从夏洛蒂·勃朗特，到盖斯凯尔夫人，到狄更斯），也难以发现有关鸦片战争的文字，甚至连暗示都没有，尽管这种战争一再发生在他们生活和写作的年代。同样，在有关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也找不到一行字来说明这些构成“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的作家何以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保持一种集体的沉默，尽管它们（如利维斯1948年的《伟大传统》）志在探讨他们对“道德问题”的无比热情。
特里维廉《英国史》和邱吉尔《英语国家史》可谓巨细无遗的大部头英国史名著，却无一句谈及鸦片战争。这种历史遗忘症似乎成了英国史写作的惯例，一直延续到威尔逊2003年出版的《维多利亚人》，该书谈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方方面面，恰巧漏掉鸦片战争。诺尔斯在《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1924）中不厌其烦地列举印度殖民地的产品，却不见鸦片。克拉潘比她好一点，其《现代英国经济史》在某页上出现了“印度鸦片”和“鸦片战争”两个词，但该书近两千页，从1820谈到1914年，却只用两个孤零零的词一笔带过漫长的对华鸦片贸易史，就匪夷所思了。尽管维多利亚时代不乏批判英国鸦片贸易的政论家，但“事后”只有极少历史家肯挖掘这段宁可被英国人忘却的历史。这就难怪在这种阅读传统中长大的莫特在那艘开往日本的船上遇到那个印度人之前连鸦片战争都没听说过。
鸦片战争对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因其非道德性而必须被弱化甚至被抹消。1925年日内瓦会议出版的《鸦片》对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回避“鸦片”一词或将鸦片战争降低为一场偶然的、地方性的、其意义弱到不必提及的战争的做法感到奇怪，说“只是事后，英国的历史家和政治家才极力辩解说鸦片问题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因素”，可当初“鸦片”一词却像金币一样在英国议会鸣响，让英国人热血沸腾。小斯当东当初预见的这场战争的“不可估量的影响”早已渗透在1850年后的世界历史中并带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但在“事后”的历史写作中它却难见踪影。在历史写作中弱化甚至抹消鸦片战争的意义，只是1850年后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家对世界历史进行大规模改写的一部分，“那正是帝国主义的高峰，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宣传、将敌人抹黑、为朋友漂白的手段快速增长的时代”（基尔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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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利说“维多利亚人”有几分伪善。至少，在鸦片问题上，他们配得上此评价。佩雷菲特说，贩毒在当今也习见于各地，“不同的是，现代的贩毒不再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他指的正是维多利亚人。但维多利亚人并没随维多利亚时代结束而消失，他们代代相传，守护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辉煌。毕竟，将这种辉煌部分归功于一种肮脏的走私贸易，对不乐见英国国旗上有一点污痕的人来说是难堪的。
他们就像率英国远征军来中国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额尔金一样，一方面为国尽责，并为此感到自豪，一方面又对自己卷入这种肮脏勾当私下有一种犯罪感。额尔金在日记中自辩道：“人有时候身不由己，对自己卷入中国这摊难事中感到遗憾。”为减轻或消除自己的犯罪感，他们就将自己的牺牲品说成愚昧而邪恶的野蛮人，并让自己和他人相信那场“被人不适当地命名为鸦片战争”的战争实是文明对野蛮的圣战，于是乎自己在道德上就成了圣人。
但在自己的牺牲品前自我赋予的道德制高点有时并不稳固。额尔金给妻子写信说：“我们这些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野蛮残忍地以武力闯入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这片神秘大地的深处，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呢？我多么希望有能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啊！不过同时，我们在摧毁这一古老文明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这最后一句突如其来的话，显示出他为不再搅扰自己的良心而拒绝继续思考下去。战争结束后，额尔金在返回英国的军舰上长舒一口气，说终于可以离开“可恶的东方”了。他随即补充道：“我说‘可恶的东方’，意思倒不是东方本身可恶，而是因为东方这片大地上，到处记录着我们这些人的暴力、欺诈和蔑视人权等行径。”他把这些话写进私人日记或给妻子的信，把私人日记和额尔金太太当成秘密倾吐罪过的忏悔师，以人格的分裂达到良心的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