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兴衰的历史脉络
其实，在探讨商帮的历史过程中，无疑需要对诸多的史料做出精当的判断，如此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在全景式展现商帮的历史这一点上，王俞现的《中国商帮600年》所表现的专业探索很有创见。
无论是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抑或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每一个商帮都代表着一种财富。一个商帮的没落，另一个商帮的兴起，正是财富积聚效应从一个商帮转移到了另一个商帮。
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书写中看到了太多习以为常的论断。诸如“郑和远航之后，世界的未来便取决于海洋，当西方国家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中国却在自我退缩。中国皇帝自愿地使其显赫的海军失去辉煌，大明王朝那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被封存进历史暗道中，永远停滞”。这样的论点，在今天看来，已经算不上新奇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陈词滥调了。对待郑和下西洋这个事件，怎么考察历史的复杂性，怎么观察明初的政治扩张，作者显然做得还不够。
如果我们注意到《明史》关于郑和这段历史的论述，就可以明白。明成祖委派郑和下西洋的举动，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炫耀帝国的武力，向东亚（以及南亚）表明明帝国的强盛与繁荣。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这种“朝贡”活动中，商业不过是次要的因素，主要的是，还是政治与军事考虑。如果这仅仅是商业上的考虑，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明宣宗为什么要取消大规模的航海事业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是结论是，传统时代的商业，从来是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商业史，都不会是简单的商业历史。
在长远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观察到，政府俨然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政府不仅向百姓收取税赋，更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获得了一部分专营收入。从几千年前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国有企业，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未改变。这或许是解释商帮文化的密钥之一了。
为什么一段历史时期内是这个地域的或者这个行业的商帮兴起，之后又为何会被另一个地域或者行业的商帮代替？这其中有商帮群体自身的行商精神促成，亦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影响，更有国家大政方针作祟……所有这些，其实都有迹可循。
历史的细节在于真实，《中国商帮600年》这本书通过对商帮历史的追问，还原其兴衰的脉络，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观察到商帮的发展和崛起。实际上作者努力在回答“费正清之问”：“中国商人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
那么，《中国商帮600年》这本书解决了这个难题吗？我想，作者并没有完成。实际上今天，这几乎是留给历史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更需理论的深度
今天，商帮文化的历史早已终结，并烟消云散。在这个时代，它虽然留给了我们宝贵的财富，却已显得相对贫瘠。这种财富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一种商帮历史梳理过后的借鉴。
但时下的许多地区兴起商帮文化热固然可以看作是商帮文化的传承，但更多是从物质利益入手，其所探讨的是不再局限为商帮文化了。比如杭州制定十年规划培育杭商，要求5年内拥有50名国内知名企业家，在今年8月，杭州出台了6个配套的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子规划，包括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六方面，形成了相互衔接、上下配套的规划体系。这样的一种体系是地区经济兴盛的标志之一，而诸如甬商、温商、杭商等等地区性商帮的打造更可以看作是商帮历史的延续。
但仅仅是这样，还远远不够，毕竟商帮的历史牵涉到的是政府与商帮之间的博弈不再那般狭隘，而是从更远大的视野看待商帮的存在与发展，这种所谓的“新商帮”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方有希望。
所谓商帮文化更多地反映适者生存，而优胜劣汰则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大环境所形成的商业氛围。
商业集群带动商帮的崛起，商帮的崛起推进商业集群；贸易自由带来繁荣，贸易垄断带来衰落，反映了商帮对自主性的强烈诉求，以及不得不时而选择依附官府的百般无奈。
确实，不同商帮的兴衰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从人格上的自我迷失到价值观上的自我迷失。而民间资本的释放，若政府缺乏更为科学管理的策略，同样不能带动国家的发展，若从中国商帮发展来看，成功的商人不仅需要艰苦奋斗的拓展精神，更需要与时局共舞的智慧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定位。
发现祖先行商之智慧，追踪成功商人的足迹，才能把握财富轮动之秘密——从理性和制度上获取保障，财富才不会那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
不过，作者王俞现虽然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史料以佐证商帮文化，乍一看，显得相当博学有深意，但却并不具有与其博学相当的思辨深度。也因此所表现的仅仅是商帮历史脉络的再现，缺失理论上的洞见，虽时有创新，却难以走出历史学上的庸见，也因此让《中国商帮600年》缺少了一种深度，只是“在起承转合之中的一次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