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所有的东西都有其周期性的标志。”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如是论断。大历史视野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也印证了他的名言。
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重构，旧秩序开始消融、新秩序尚未生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过后，主权债务危机粉墨登场。美元最大对手货币欧元，由于欧元区外围国家赤字飙升，自2009年末后稳定性就开始备受质疑。美元虽仍是国际贸易和结算体系中的核心货币，但其量化宽松政策也深为市场所诟病，日本则仍深陷通缩泥潭。近期，两国的主权评级更是相继被调降，令投资者对美元及日元信心频受挫折。
在此背景之下，不管是实务还是研究领域，人民币都被寄予厚望。
实务领域，人民币已悄然开始了国际化进程。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正式试点，2010年6月，该试点进一步扩大。2010年跨境结算规模达到5063亿元，今年第一季度达到2807亿元，在此推动之下，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FDI）也在积极推进。外国投资银行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纷纷作出乐观估计。
人民币国际化当然是研究领域的热点，各类专著近年来层出不穷。《走向全球第三大货币》则忝列其中，书里扎实的研究以及丰富的资料使其成为同类题材中的亮点。
和其他研究者相比，本书三位作者深谙人民币国际化前哨——香港的金融生态。因此，此书除了常规性研究外，也论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路线图，所阐述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也合理可行（在东亚、东南亚和上合组织的区域化）并专章讲述两岸三地经济融合。书中也明确提出，可以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出版半年之后的2011年8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香港考察工作时明确提出，国家支持香港发展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并出台若干政策施行细则，包括支持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以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方式（ＲＱＦＩＩ）投资境内证券市场等等。
不过，本书对国际化一边倒的乐观支持依然值得商榷。书中《成本收益分析》一章的结论是，稳步推进，并“做好相应支持工作”，则“可以实现利远远大于弊”。这句话其实不足以立论。因为，“做好”意味着消除了风险，但恰恰是潜在的金融风险，蕴含着不可测的巨大损失，是核心的担忧所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已经给出了血的教训）。本章已经全面论述了收益与成本（风险），但收益为何能够大于成本，建立在这个“做好”的假定前提上，不免有“套套逻辑”之嫌。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和欧洲对货币国际化都持中性态度，原因正是顾虑货币国际化的负面作用和潜在风险，其中的原理，值得我们参考。当然从另一方看，“做好”应该更是一个实务领域的问题，学术研究中可能无法将它量化。
货币国际化，本质上是一国货币内生增长的自然结果。当年奠定国际货币体系根本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民国时期外交家蒋廷黻一度担任大会第一委员会下属四个分委会之一的主席。但当时国内的混乱局面使其努力皆付诸东流。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与当年虽然大相径庭，但货币自内而外生长的逻辑并未改变。正如国内部分学者所强调的那样，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值得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表面上虽然只是重建秩序的会议，但它之所以能够长期奠定世界经济格局，其根基则在历史深处。
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曾论述，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源。西方世界数百年的制度积累，方有此成果。具体到货币领域，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结构性指标”，即法治环境、会计体系、金融自由度等等，这将是一个长期渐变、长期完善的过程。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2011年博鳌论坛上曾言，“人民币国际化要15-20年时间，但实际时间可能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