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由来已久，今年尤其热烈。一本市面上相当畅销的《中国震撼》，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中国震撼”四个字，似乎有些语意不全——作者想表达的是，中国震撼了世界。
在支持者那里，主流的意见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快速提升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遍观世界，“中国模式”其实是难以复制的。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立得住脚呢？很多人在思考。
经济学家黄亚生最新出版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回答了上述疑问。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在其他国家身上找到影子。
严格来讲，《“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这和黄亚生此前的一些作品（如《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等》）不同。这是一本随笔、采访笔记等内容的合集，在论述的深度上逊于纯粹的学术著作。不过，黄亚生在这本书里，反反复复强调了一个命题，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并不存在。
我以为，在一些舆论似乎过高评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价值之时，黄亚生及时推出的这本书，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没有用深奥的数学模型来论证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却是以讲述常识的方式，击中了一些舆论的浮夸之处。常识未必不深刻，且人们知道，常识往往需要被不断重复，才能深入人心。
自1978年中国选择改革开放之路后，总体上，中国经济30多年来保持了一个令世界惊异的发展速度。从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到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发展的成就是必须肯定的。无视这些成就，就是不尊重历史。
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度发展，背后的支撑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场化改革的制度释放效应、经济全球化时代里中国的开放抉择、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兴起、科技进步的推动力、中国人力资本的红利，等等，不一而足。在此之外，受到激励的地方官员们成了激活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种激励，又与行政发包与晋级竞争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种种推动中国经济保持高度增长的因素中，有些的确是为中国所独有。比如，行政体制对地方官的刺激，就是明显例子；中国的人口红利，也是一般国家很难得到的——但这是不是说，因为具有某些方面的独特国情，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梳理出一个“中国模式”来呢？答案是否定的。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论，从来都不缺少人欢喜以总结性的概念来定义中国的发展之路。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经济阶段性的高速度发展，本质上是遵循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各类因素聚集在一起，共同为经济高增长创造了条件。这些因素涉及多个方面，岂能以一个“中国模式”就能解释清楚？
更要看到，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发展方式转型之困。也就是说，过去那种粗放的、以透支生态环保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经无法继续下去。高层一再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型，强调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统领未来的经济建设，即是在表明，所谓的“中国模式”，本身便是内外交困，当中有许多问题必须得到求解。
比如，这30年中逐渐孕育壮大起来的权贵阶层，或者说叫垄断利益阶层，正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阻碍。在黄亚生看来，这一问题，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还将侵蚀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如果说这样的社会“毒瘤”也是所谓“中国模式”下的“蛋”，这样的模式又如何能继续用于中国的未来呢？黄亚生说得好，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去实现一些普世原则。
能不能理性认识所谓的“中国模式”，关乎未来中国的许多选择。因此，今天的中国，当不必奢谈“中国模式”。重要的是在于，如何将发展的目光投向远方，如何让中国经济真正走在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