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经济危机让百姓叫苦不迭，也使西方主流经济学颜面失尽，它是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论始作俑者。随手拣来的例子足可说明问题。被萨缪尔森赞誉为“现代金融理论界的牛顿”的默顿于199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与人合写的《金融学》教科书中说：“金融创新背后的基本经济动力与一般创新的动力是一致的。正如本章引用的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追求个人自己的利益，他不断地提高社会的利益，而且比他真的力图这样去做时的效率还高。”（见他与博迪合著的《金融学》第30页）如果亚当·斯密地下有知，一定会用“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却是跳蚤”的话回敬默顿的“引经据典”。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确有专章（第2 篇第2章）论述金融问题，但他严格区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痛斥如默顿所主张的金融业“天然自由”论，依据法律对金融业严加监管，以迫使其服务实体经济而非另搞一套，才是亚当·斯密的本意。在经济哲学层面曲解亚当·斯密不商量，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贯作风。
西方主流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说。虽然早在20世纪初凡勃伦就批判这种亳无现实基础的假说，但这个假说神通广大，以至于到现在还能掌控经济学理论成立与否的命门。理性经济人假说神通广大的表现是七个方面：信息完整、能力无限、践德守法、超越历史、偏好单一、男女无别和长幼无差。理性经济人的这种神通广大是“李嘉图恶习”的产物，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没有一个符合理性经济人的标准。依据这种极度脱离现实的假说推演出的经济学，如果不导致理论上荒腔走板和实践中招灾致祸，只有上帝援手方能奏效，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没有上帝的立脚之地。
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陷入今天频遭人怨的境地？从社会历史原因说，它过分屈就于美国全球帝国霸权的需要和华尔街金融“天才”们鲸吞世界钱财的贪欲。我们在这里更关注“境地”背后的哲学认识论原因。这样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病态地追逐数学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指斥渐露苗头的经济学数学化的有害倾向：“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的程度正和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做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重译本《通论》第309页）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指斥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经济学数学化的倾向愈演愈烈，以致于闹出连外行人一看就知的天大笑话。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德布鲁是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新闻界问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感受时，他说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只是一个数学经济学家。”（见《与经济学大师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一个“根本不懂经济学”的“数学”经济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足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已病态到什么程度。
二是拒斥哲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拒斥哲学的历史可追溯至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加批判的西尼尔，他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容纳哲学（主要指伦理学）是失职和不务正业的行为。（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第 12页）这种倾向发展到20世纪中期已沉疴难返，用熊彼特的话说，此时的经济学“把哲学恨得如同毒药”。（见他的《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43页）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以具体的学术行动拒斥哲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它“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直为边沁、康德、马克思及其他学者长期求之不得的统一方法。”（见他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0、19页）这位被称为“经济学神童”且年少得志的主流经济学家狂妄得实在离谱，他以为在他所谓的分析方法面前，哲学家边沁、康德和马克思只有 “缴械投降”和“俯首称臣”的份儿。这已不仅仅是拒斥哲学，而且是蔑视哲学了。无知者无畏。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认为数学化的经济分析方法高超和优越于边沁、康德和马克思的哲学分析方法，稍有常识的人中有哪一个会相信加里·贝克尔说得是事实呢？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表面上拒斥且蔑视哲学，细加分析便知，它同样无法摆脱哲学支撑点。这里的差别在于，它没有遵从自己（英、美）文化母体中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而是改用泊来品——从笛卡尔到法国启蒙运动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被李嘉图以极其粗劣的形式加以改造，抛弃其中蕴含的革命性成分，接受的是貌似中性实为高度形式化的主观性成分，即以假定形式把自己不喜欢又无法摆脱的现实性因素（历史）排除于理论视野之外。这一例证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既不客观，也不中性。它拚命反对李嘉图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劳动价值论，却死死抱住于己有用的“李嘉图恶习”，离开这一哲学支撑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厦将倾刻崩塌。
西方主流经济学拒斥哲学蔑视哲学而又离不开哲学的极端事例具有典型意义。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在关联是人为制造的假象，研究毛毛虫死于农药中毒和研究环境污染致人死命毕竟不是一回事。经济学在劫难逃的命运是与哲学纠结在一起，离开哲学，它无法存活一天。就此而言，哈耶克的见识显然优于和高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仅仅是一名经济学家的人，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英国这个经济学长期领先的国家，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而且至少在过去，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这肯定不是偶然现象。”（见他的《经济、科学与政治》第28-29页）经济学家与哲学家身份的相互重叠源于如下事实：哲学内在于经济学之中，不包含哲学性内容的经济学，只是自我标榜意义上的存在。
笔者的上述拙见源于阅读一部经济哲学著作受到的启发。这部名为《知识、不确性与经济理论》的著作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梳理三位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奈特和哈耶克的经济哲学思想；二是用他们的经济哲学思想检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哲学性的三个理论假设（逻辑前提）：充分竞争、充分理性和充分知识。这些假设有助于提出结构精巧、易于形式化且能把自己的价值立场掩藏其中的经济理论，但这一理论与经济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要想使经济学理论符合现实、有益于社会且能服人，出路在于用凯恩斯的信念理性理论、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或哈耶克的市场过程理论构建经济学的知识大厦，舍此而逐它将劳而无功，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活鲜鲜的例证。
这部经济哲学著作的具体内容告诉我们，好的经济学理论依赖于好的哲学，关于人的逻辑前提、经济学本体设定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情况尤其如此。检视一种经济理论的优劣短长和利弊得失，可以就理论谈理论地进行，但更有效的办法或许是从经济哲学层面入手，这一层面轮郭清晰了，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几何，会自然地逞现于我们面前。能够赋予经济学真实力量的不是数学，也不是自然科学，更不是如加里·贝克尔那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态度，而是一种好的哲学。
末了，笔者忍不住要表扬作者几句。张雪魁是一位年轻学者，他能挡住外在诱惑和顶住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沉心学问，在迅速积累消化经济学知识和哲学知识的同时，写出如此朴实又是如此有见地的著作，特别是在常人未见之处有所发现（即发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见他的著作第2章），实在难能可贵。这一发现解决了长期困扰西方主流经济学宏观和微观不协调的难题，也使诸多指斥凯恩斯的观点不攻自破，同时还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我改造指明了可依循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