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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新青年》的自由主义者

  周德伟这个名字,我接触很晚,但一经接触就深抱敬意。这是一位逝去的儒家自由主义者。

  去年底,我接到台北邮来的快件,里面正是刚整理出来准备付梓的周氏自传《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从家世写起,一直到西安事变,这当然只是传记的一半。于是,连续若干天,除了上课,就是读传。

  我们现在知道的周德伟(1902-1986),只是几个基本情况:湘人,上世纪20年代在北大读书,30年代留学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哈耶克。1937年回国后在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若干年,1942年又转入中央大学。其后进入政府,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关务署长。后半生在台北度过,关注思想文化问题。晚年至逝世,侨居美国洛杉矶。

  这样的线条当然很粗,他的自传无疑可以丰富我们对这样一个亦学亦政人物的理解。尽管自传本身偏重于“政”,但周德伟是典型的学以致政。观其政不可不观其学,观其学则脉搏有二:一为孔儒之学,二为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于儒学和自由主义两者间作交互阐释,是周德伟晚年的学业;而以儒家治天下的抱负兼以自由主义的知识运作于职守,则是周德伟一生的“政业”。两者结合,不难凸显周德伟这样一种中西两致的“儒家自由主义”形象。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是我写周德伟的第一篇文字。他之不喜欢《新青年》,乃是我个人欣赏他的触点。“《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读过周氏自传,可以发现,周德伟不喜爱《新青年》,委实还有他没有说出的缘由。

  新文化运动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始,推向政治革命,《新青年》是其中的推手。针对革命,周德伟在其自传第一章有过这样的讨论:“故予常感革命事业,只应革腐败政府之命,不应革社会基础之命,传统文化之积累,岂能一朝尽革……如必欲尽去旧有之传统而后快,则真历史文化发展之罪人也……”

  问题在于,传统文化被革去之后,出现了价值真空,这时并非自由主义取代了传统文化及价值,甚至只要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必不会用推倒的方式取代传统文化及价值。周德伟后来在论述哈耶克时,不止一次引用哈氏这样一层意思,十分精彩:自由不仅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切价值生长的园地。在这片园地里,自然也有传统文化生长的空间。

  读其自传,可以发现,周氏其人不但是一个纯粹的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很纯粹的恪守旧道德的儒生。第十七章是记述他自己在英伦的留学生活,有一节概述颇能说明问题:“余自入研究所后,选择哈耶克为指导教授,对彼所主持之讨论班从未间断参加,仍每二星期访罗宾士一次,报告学业。对负盛名之拉斯基及希克斯等名人在课业外,各仅会谈一次。留英三年从未涉足舞场及电影院。”这是海外留学式的“三年不窥园”。所以,周接着说,“不解音乐及西方美术,……实为余之大缺陷,注定余之旧式儒者生活。”

  然周德伟的儒生形象非仅表现在“旧”的生活方式上,他的道德奉持毋宁也是“旧”的。周传中有他读北大休学一年回家亲侍父疾的记录,父亲去世后,因养家之需,遂彻底放弃北大学业,致使未能获得北大文凭。晚年写传时,周德伟谈及这些时说“此虽细故,愿述于此,俾后辈知余之一辈如何奉养长辈也。现在儿女均在美国,美国制度,养老由政府担任,就业人员均只自顾其小家庭。余之儿女虽未染此恶习,但中国文化传统亦不可不令彼等知之”。

  周德伟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一个市场主义者,文化上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晚年有一项工作很有意义,即着力于自由主义和传统儒学这两种文化的内在沟通,使其彼此发明(周自己的语言是“互相验证”)。在他看来,儒学中亦有今天自由主义所尚崇的多元成分,如《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另外,借助哈耶克的表述:“给予一人之自由,必须平等地、无条件地给予人人,否则为特权。”据此,周德伟则以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对应。此即自己要想有所建立,必得让人人都能有所建立。

  当然,更重要的,周德伟师从哈耶克,哈氏虽是德语学人,但承袭并推重的是休谟那一路英伦三岛的自由主义经验传统,强调社会生长的自生自发秩序。不但这种秩序本身就表现为一种自由秩序,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秩序中,自由才能发挥其生命而不致被摧毁。

  对重经验、重传统的英伦自由主义,周德伟食髓知味。

  《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周德伟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1年6月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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