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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走向革命是必然的吗?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颐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8元

  无论是种种诟病或者是种种颂扬,《建党伟业》在“看”和“被看”者的蜂拥中,一步步地推向票房奇迹。除了“数星星”这样广为喜闻乐见的八卦之外,电影在众多眼花缭乱和声嘶力竭的历史事件里,步步进逼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主旨上。显然这是电影创作者的中心思想:当一切的方法穷尽之后,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共的诞生。这是一种必然性。

  电影所叙述的中国历史,自1911年辛亥革命始,至1921年建党终。无独有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雷颐教授的《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恰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至1911年革命终,其叙述对象虽迥然而异,但历史逻辑却是一致:中国变革延至辛亥,一切方法穷尽,惟有革命而已。这也是一种必然性。

  两者之间都在重复一种历史逻辑,或者更狭窄一点地,政治逻辑,即历史决定论。亦即是说,中国在他们所叙述的那个阶段中,其发展具有客观性与规律性,最终要推导出一个特定的结果,也就是必然性。《建党伟业》的必然性是建党,《走向革命》的必然性是革命。

  当然,雷颐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所得以论述或者推导的一切结论,都是基于史料的研究。他并不避讳在整个晚清70年之中,为帝国殚精竭虑、以国家社稷为重、睁眼看世界、促科学推民主的朝廷人士,也并不简单地认为整个清政府就是反人民反民族的反动铁板一块。例如他对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甚至包括恭亲王奕忻的评价都相当精辟。实际上,他对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专著《李鸿章与晚清40年》乃我所阅读过对于李鸿章至为中立、中肯和中道的叙述与评价。但无论如何,他的中心观点即认为,晚清至鸦片战争的历史,乃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与堕落,野蛮与残酷,使革命成为中国变革的最终必然性,惟有暴力推翻清政府,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不是‘坚决镇压’就是‘激烈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 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事实上,在雷颐的章节排列之中,这种逻辑性已经隐然若现了。《1840 :定势》与《1851:求索》两章,是清政府无知与民间求变的早期努力;《1863:接轨》一章,是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失败;《1875:政争》是清王朝落后政治的体现;《1898:变局》是戊戌变法;《1911:革命》乃是落幕。撇开诸多的历史纷繁不谈,无非是洋务-维新-革命三段论。从政府内部变革到外部推动变革到爆发革命。这种从朝廷单维度的推导思维,革命自然是必然的逻辑。

  但是,晚清70年的历史,是否真的可以证明势必革命?是否真的是清政府自己一手导演了埋葬自己的辛亥革命?

  事实上,所有熟悉晚清历史的人,都会扼腕叹息几次重大历史时机的失之交臂。第一次重大的机遇是太平天国,这个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起义,在初期势如破竹,眼见就要掀翻清政府,谁知道出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中兴名臣,把他们灭了。然而其本质当然不是这几个人真的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大能,最终还不过因为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不过传统的皇帝轮流坐的思维;其次当然是戊戌变法。说起来似乎是叶赫那拉氏这个老妖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扼杀了维新力量。但是以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几个累卵之力,毫无军力配合的情况下,擅动保守派大本营,悲剧一早已然注定;辛丑之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搞东南互保,李路过香港时已经得到暗示,列强会支持他当皇帝或者拥戴光绪,但李张等人却顽固地力拥慈禧,终于错失良机;1905年预备立宪,万众拥戴变革君主立宪,但终于以皇族内阁的结果导致最后一次变革的崩溃。

  这几次的变革中,几乎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所有层面,包括平民与贫民、宗教势力、知识分子、朝廷重臣、满汉各族、外国势力,哪一次不是功亏一篑,不是功败垂成?又哪一次不是因为偶然的个人或团体不作为、不运筹、不响应而致?哪一次不可以撇开客观性必然性从而改变国祚民运?

  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一个带有强大的欺骗性的词汇。看上去似乎所有的历史都指向这样那样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其实其中带有强大的歧路可能。就晚清的历史而言,的确清政府的腐败与昏庸,要对最终的结果负重大的责任,但满朝文武、贩夫走卒、揭竿而起者、孔家子弟或者西学新派,哪一个没有责任?

  概括来讲,晚清的故事乃是上层颟頇,下层蛮干(包括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中层蒙昧(知识阶层和统治精英阶层)。无人可以推托责任。

  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内,在别国新的可以战胜旧的,而中国却一再新的败落给旧的?乃是因为在变革时期中整个社会都仍然在旧的惯性中运作而新事物试图一跃而起取代旧制度。太平天国是一群农民的改朝换代妄想,洋务运动是少数执政精英的科学梦想,戊戌维新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政治幻想。说到底,整个社会还在王朝政治的大车上行走,少数精英却想要在里面开民主汽车。

  到最后,惟有孙文式的、原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改变了一切。其中的偶然性因素乃是在广东和湖北的保路运动销声匿迹之后,盛宣怀没有搞定四川的股东补偿。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继续在没有方向的路轨上乱窜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变革的失败,导致了一场又一场革命的成功又失败。因为从来国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要什么干什么。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推倒重来,却没有弄明白如何保守如何自由如何宗教如何权利。可是有一点大家倒都是明白的,就是“走向革命”,轰隆隆上去墙倒众人推重新分配资源积聚下一次革命。这就是“走向革命”的必然性?还是走向暴民的必然性?还是历史真的没有什么决定论而只是在一次次的偶然性的触发之下对以往的重复?

  西方的政治逻辑反而有一个薪尽火传的历史。从十字军东征到文艺复兴到英国革命,其间有个人性自我复苏的过程和权利意识的普及。终有一战的结果不过是利益分配的各方差异需要战争进行强行修订,但其结果早就在战前已经确定了,以战确认变革,而已。

  中国的“革命”多属于冲动而不是激进。激进是有其建设目标的,冲动则没有。从晚清开始,革命从来就不是什么必然,而乃是选择。选择便有概率。“人民”被谁选择了,就必然是什么。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等到海晏河清,十亿人民尽尧舜,而只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选择变革的耐性,走向革命就是选择走向下一场革命。只有人民不被选择,个人不被人民,人民才有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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