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沿着张维迎新著《市场的逻辑》一书的分析理路，本文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第一部分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应该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了，因而张维迎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第二部分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改革“特征化事实”做了一点简要归纳后，对张五常教授等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观点进行了商榷，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引入了市场机制，而不是地方政府竞争。根据这一点，文章发现，导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第三部分则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分析，论证了以预算民主（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和政府公务员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内在于宪法和种种行政法规所明确限定的范围之内）为核心的法治民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失灵，法治民主
张维迎教授的文集《市场的逻辑》2010年上半年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出版了，这应该说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维迎教授在研究市场经济、理解市场运行、捍卫市场理论，乃至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均做出过诸多理论和实际贡献，而这本《市场的逻辑》，则是作者多年来有关市场运行理论思考的精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数十年未见的大衰退，在此情况下，一些反市场派理论家为之弹冠相庆，世界各国的政府干预主义大行其道。在中国国内，在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的推动下，国有部门高歌猛进，政府操控、干预以至统御市场的手段不断增强，不但“调控”经济，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最大参与者。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的关节口上，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的出版，有着独特的理论意义。道理非常简单：在凯恩斯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和中国，如果我们不能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认识，而被一些反市场化的论调所“忽悠”了，可能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行程又会走弯路，我们又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1）对市场经济运行及其优长的理解
多年来，张维迎教授在许多场合一再指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在这本文集中，作者又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见解（见张维迎2010，页2，下同）。为什么说经济学家必定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说来应该有两个原因：其一，人类社会的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和当代世界经济史以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和开放历史--已经雄辩地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为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因而，如果任何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对这一点还有怀疑，如果不是出于对人类经济社会历史的无知，便可能是被某种固有的“意蒂牢结”（ideology--林毓生先生所的主张译法）遮蔽了自己观察问题的视线和理论思考的心智；其二，假如在人类社会中没有市场经济这么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群体和职业的经济学家们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的了。在一个史前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中，还有必要有经济学家这个群体么？为什么从18世纪以来，职业经济学家才开始出现？为什么20世纪以来经济学家的群体越来越大、经济学理论出版物越来越多、经济模型做得越来越复杂？这难道与作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复杂没有关系？
近代以来，各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地深化和扩展，这一方面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轴和“主旋律”，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各国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强大的引擎，这应该是人们的常识，更应该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无论是反思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历史原因，还是考察20世纪数十年进行过计划经济实验的国家的实际经济绩效，都会得出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结论。1978年之后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历史事实，更会使每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坚信这一点。
尽管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繁荣和增进国民福祉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正如维迎所言，要真正理解市场运行，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页3）。市场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到底是怎样的？这些早就成为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的东西，却常常被人们忽视或者说忘记了。作为一个多年思考企业运行和企业家角色的中国经济学家，维迎近些年义无反顾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从自己的研究视角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理论解释。从人类社会经济史回顾的角度，维迎提出：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经济奇迹只是在过去250年里出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是在过去30多年里发生？惟一的答案是实行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页15）。为什么市场经济会这么神奇？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出发，维迎进一步通俗地解释到：“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收入，因而必然会在竞争中被淘汰，照维迎看来：“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页15、1）。这些看来并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理论话语，却说出了市场体制之优长的本质。这些看来用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话语所阐释的市场体制之优长的浅显道理，实际上也并不简单。一些惯常于复杂问题思考和做复杂经济学模型的人，常常就在对这些最浅显的道理的认识和理解上出了问题。只要稍看一下社会上尤其是财经媒体上流行的对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种种怀疑言论，就知道维迎在这本书中所阐释的一些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是多么容易被人们所忘记、忽视和误解了。这里我们只要举出以下两点，大家就会知道直到今天一些人对市场经济的误解还很深。
其一，自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维迎在书中用“市场失败”，笔者则考虑可能用“市场失灵”可能比较准确和符合经济学的惯例）又成了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的时髦话题，甚至像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级的经济学大师，也一再表露了他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怀疑。譬如，早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的小册子中，斯蒂格利茨教授就曾提出过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工作这样的明显理论误识。对于这一类对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效率的怀疑论，笔者曾于2004年做过商榷和批评，维迎在这部著作中也进行了多方面批驳与分析。照维迎看来，所谓的市场的缺陷，在许多情况下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误会。譬如，人们所常说的“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或其他强权干预和破坏市场正常运作的结果，使得市场经济表现为一种病态。维迎还形象地说，市场经济常常“跟人一样，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反而吃出病来了。……大量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形容对市场失灵问题的指责者）卖出来的”。他还认为，这个卖拐，“就是政府对市场的任意干预”（页3）。
人们通常所列的许多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市场本身运行所发生的问题，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市场总不会在一个真空中自我运作，总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干预、操控和扭曲，其中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和操控往往起很大作用。不能把这种政府来干预、操控和扭曲所造成的问题归结为市场本身运作的问题，从而把它们均归类为“市场失灵”现象。当然，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因为，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巴托（FrancisM.Bator）在1958年发表的“市场失灵的剖析”一文中最先提出“市场失灵”（英文为“marketfailure”，也有西方学者喜欢用“市场不完备”，英文为“imperfectionofmarket”）概念以来，在“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市场垄断”、“不确定性”等方面大量经济学理论分析文献表明，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等会常常失去功用或导致资源浪费的“市场失灵”现象，看来一些市场失灵现象并不全像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所表演的那样尽是一些人“卖拐人”编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可能是：如果市场失灵问题确实存在，但这却并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尤其是政府强势统御市场经济的理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JamesM.Buchanan，1988）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因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Buchanan，1972，p.19）。为什么会如此？照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经济学家们所见，不但“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且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成本可能比经由市场自发调节和恢复来纠正市场失灵的自身成本更大，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更长。在布坎南看来，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政府的政策往往并不一定会“正效应”，常常削弱而不是增进了社会福利。布坎南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些看法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在“市场失灵”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纠正“市场失灵”问题上还有大量的研究空间和复杂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但是，维迎在这本书中所主张的要把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最好留给市场本身去自发调节和纠正，却无疑是有道理的，这种主张且与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说”的政策主张恰恰不谋而合。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格局中，尤其是自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让市场本身的自我调适和自发纠正一些暂时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思路却越来越受不到政府决策层和财经媒体人士的重视。在看到市场运行中出现问题时，人们往往“没有弄清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以至“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页24－25）。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读读张维迎的这些尖锐和犀利的话语，应该会让人们有某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其二，尽管今天很少有国人已经对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怀疑了，但是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引入市场机制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认为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这实际上也是过去流行的“市场失灵说”所常常讲起的一个市场运行缺陷的例子。对于这种常见的误识，维迎在这本著作中深刻地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平等的一种制度”，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页10）。因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老百姓，而不是特权阶层。基于这一理解问题的思路，维迎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页29）。
对于《市场的逻辑》中提出的这一洞识，今天可能不少人仍甚为怀疑。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化改革加速发生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确实在不断攀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最近精确的官方统计数据比较难以获得，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0.5左右（丛亚平、李长久，2010），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近些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因而许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人--就不假思索地相信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然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然而，读过这本《市场的逻辑》，人们才会明白，导致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财富占有上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而是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政府非但没有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了市场，越来越多地操控市场和统御市场运行。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页26），就非常能证明这一点。
正因为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权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是有所增强是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张维迎教授早在1999年就提出“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的改革主张了。维迎给出的解释非常直接和明了：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所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页107－108）。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内部政府公务员大面积腐败不断发生的最根本原因。加之，照维迎看来，由于中国的国有部门“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这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同上，页109）。
认识到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国企的腐败寻租是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弄清了这一点，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成为一个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今天，我们非但不能走回头路，希望政府有更大的作为来解决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并进一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选代表来约束和限制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才能期望解决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不断恶化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反过来采取反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政策措施，试图通过用强化政府干预和让政府掌控更多资源的“改革”措施来试图解决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只会使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结果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和不公平。
这里还要必要指出，在目前我们一个政府统御市场且仍然垄断大部分资源配置权力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个收入多寡、差距多大的平等（equality）问题，而且也牵涉到这种分配格局是否公平（fairness）和正义（justice）的问题。收入分配的平等（equality），不公平（fairness）以及正义（justice）这三个问题，虽然常常互相纠缠在一起，但并不是一个概念（参韦森，2008，页93－96）。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不均（不平等）问题，而是个不公平，甚至缺乏公正和正义的问题。在缺乏民主政治制约和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既会造成社会财富创造中机会上的非正义和不公平，也自然会导致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并最终会影响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对于这一点，维迎在这本书中也做了一些说明。譬如，在这本书中，维迎就明确指出，“任何限制（市场）竞争的地方，只会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他（页277）还指出：“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人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页277）。这一看法，显然触及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安排的深层和实质性问题。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两个通常误识外，维迎还在这部著作中对人们通常在利润的本质、商业信任、企业家的角色，乃至过度竞争等等市场运作的常见误识做了逐一的解释和分析。针对这些存在的误识，维迎总结道，正因为市场经济太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损害”，所以需要有人去捍卫它。这就构成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天职”（calling）。现在看来，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的坚信和捍卫，不仅显示了他们的理性认知水平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家们的良知。
韦森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