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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下的道德萌发点在哪里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 王国乡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2月出版

《自主权力的道德界限》是王国乡先生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退休之后所著,凝聚了他大半辈子对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思考成果,包含了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道德前景(人格道德与经济道德)理论探索的原创性思想火花。历经沧桑、深味人世沉浮如王国乡者,写点回忆录,即可吸引公众眼球,但他学术壮志未酬,沉毅执着地进行严肃的学术写作。本书就仿佛一种隔着时空的呼应。

出生于1935年的王国乡,是当代中国反思“中国模式”的思想者之一。他为了笃信一条无可争辩的经济学定律——土地报酬递减定律,被戴上“极右派”、 “现行反革命”帽子,遭受牢狱之灾,差一点死于非命。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未经思索的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之事,至少也是水到渠成的故事,而在王国乡眼里,则更多窥见了华丽的发展话语背后的危险所在。

不过,从经济学视角求伦理学难题,并非王国乡所独创的研究路径。揭橥于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伦理学,于今已是一门显学。2000年,商务印书馆引进阿玛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很多充满社会与道德关怀的学者,在对此书的评析中,大多对正在健全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做了比照式的分析。因而单看王国乡此书,并不觉得有何出奇之处,但若把这本书放在他的生命轨迹中来看,让人难免不动心动容。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王国乡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展现。他从土地报酬递减定律入手,进一步研究择优分配原理和等边际伦理原则,并对计划经济的道德观发起挑战,提出了他的经济伦理与道德伦理思想。然而,就学术思想而言,绝境逢生,永远只是一种童话。如果一种思想,只是出于对周遭世界的某种抗争性反馈,那这种思想受到的限制其实是很大的。王国乡在本书中表现了极大的学术进取劲:建立一种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思想体系。但本书的局限性,毫不留情地削弱了王国乡思想本身所带有的创新。

首先是本书建立的讨论框架令人质疑:通过对四种著名高校伦理教材的一系列质疑,指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困惑。学术滑坡已成共识,高校教材,因强制推行而得安身立命,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其内在的价值,更多的是已习惯其谬误百出,这些教材与受众的关系,仅在于后者会自觉关心教材与考试之间的血肉联系。谁真正在乎教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我们时代的社会文化秩序相对应。而王国乡先生,却诚挚地对其质疑并分析,我们若不怀同样的诚挚,看到的将是一位堂吉诃德的形象。

其次,王国乡先生的研究逻辑,也同样让人难以认同。历史地看,伦理学先于经济学而存在,其蕴含的难题(或曰悖论),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诠释(而不是解决方式)方式。而作为后来者的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成长的学科,更不能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去面对伦理学难题。仅是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伦理学论题:人性善恶之辨,经济学能做的是,也只能先作规范性假定,而不是解决。

这是这本《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的两大硬伤,令人遗憾。但是,这本书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此,尽管负伤,仍自成一格。支撑这本书的,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结构。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理性自利的人,而王国乡则为此做了新的规范,认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人,是“理性自利的自主权利人”,并以此推出,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自主选择的交换各自满足需要的“自主权利”关系。而人都有特定的利益追求,市场经济道德的萌发点就在于此,追求自身利益,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其本质是“自利不损人”。

人的权利,是靠人去争取而来的。无论是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还是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一个已达成的共识是,权利,是一种公共产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本质上要依靠公民积极的公共行为(包括对国家体制的选择、维护),私人领域同样是由公共行为来维系创造的。王国乡的理论中,隐含了这样的假定,个人自主权利可以得到完整的保障。从而,他的讨论从个人的道德,延伸至制度的伦理依据。

道德是一个规范性命题(应该怎样),而不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是什么)。同样,制度伦理,也是一个规范性命题(怎样的制度是正义的)。王国乡在书中提出的经济道德,其实是一个价值规范体系,而他描述的经济道德——在经济关系中,以取得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自觉厉行“自利不损人”的原则,更像是一种理想的经济交往模式。

人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命运的进程,一个国家的民众,同样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的历史进程。而我们所拥有的希望是,当我们拥有一种好的社会共识,我们所共建的社会规范体系就会更有力。笔者以为,这正是王国乡在此书中锲而不舍建立市场经济之理想人格、市场经济之理想体制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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