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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勃拉曼尼亚的预测

 

大预测

“在所有的错误形式中,预言是最不需要承担后果的。”——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其作品《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的这句话,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是所有未来世界预言中最惊心动魄的。在十年前,人们更多听到的是“中国崩溃论”,现在则有大量人士论证“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主导世界”、“中国超越美国”。

中信出版社新近翻译出版的这本《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是这一类别的代表作。作者为世界知名智库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他曾担任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研究部副主管。

笔者读这本书还有两个小原因,一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掌门人伊夫林•罗斯柴尔德爵士和琳•罗斯柴尔德夫人4月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推荐了这本书,二是4月该书作者在北京参加会议,作者的“签名版”提供了额外的阅读动力。

这本书基本讲了两个逻辑,一是简述从英国到美国的世界主导权转移,二是详细论述为什么中国会在20年后的2030年主导世界,作者还专门花了一章说“为什么我对中国的预言准确率会是100%”。

实际上,二战以后,关于其他国家超过美国的预测,已经发生过两次。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超美”的预测在美国非常有主流影响力,当时的逻辑是“一个集权制国家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更具先天优越性,并预测苏联可能在70年代初超过美国”。可惜这一预言在20世纪80年代化为泡影。不过在80年代,关于“日本超过美国”的预言再度主导美国舆论,哈佛大学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傅高义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美国的教训》代表了这种思潮,认为商界和政界密切合作可以提高竞争力,拥有眼光长远的政府官员以及集团价值观的日本式资本主义将胜出美国。遗憾的是,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就“歇息”了。

在这之后的新世纪,关于中国的预言开始多了起来。类似上世纪60-80年代一些人认为苏联、日本具备超越美国的体制优势一样,人们又把当今的中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以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表现,论述“北京共识”对美国模式的优越性。

手头这本所谓未来20年的《大预测》,则的确是这类观点的突出表现。连早前论及“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都说这本书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经济力量的情景,不仅进行了生动的想象,还提供了颇为合理的论证。

合理论证?

这本书提供了什么“颇为合理的论证”呢?

作者在书中构建了一个“经济主导指数”,这一指数表示一国世界经济实力的份额,衡量该国相对实力。该指数由三个指标加总而成:一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一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一国占世界资本净流量的份额。

前两个指标很容易理解,第三个所谓“世界资本净流量的份额”的计算,是合并所有顺差国家的盈余作为分母,该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为分子求得。该指标对经济主导指数的含义,源自对债权国、债务国地位的认识,如果一国是大的净债权国,作者假定其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如果一国是净债务国,它将受制于债权国,从而承受失去权力的痛苦。作者对该指标的计算采用流量,并称存量也可以衡量,即一国的净国外资产或外汇储备。

作者还为三个指标赋予了权重,以衡量这三个指标的不同重要性。作者赋予了两种权重组合,一是类似IMF的份额加权组合,GDP份额权重0.6、贸易权重0.35、债权(债务)国地位为0.05;二是储备货币权重组合,最终为GDP权数0.35、贸易权数0.6、净债权国地位0.05。两组权重的共同点是净债权国地位的权数一样,区别则是贸易权重与GDP权重的消涨。

以如上逻辑,作者计算了1870年-2010年全球位列三甲强国的经济主导指数。两组权重衡量所衡量的这150年跨度的经济主导国家大致相同:1870年代时期全盛的英帝国;1913年一战前期的美国、英国、德国;1929年大萧条前期的美国;1950年二战之后全盛的美国;以及1973年的美国、德国、日本;2000年的美国、日本、中国;2010年的美国、中国、日本。当然也有微小区别,比如按第二组权重,贸易指数更大的,中国在2010年经济主导指数就超过美国了。

之后作者进行了未来20年(2010-2030年)的预测与展望。建立在彼得森研究所的评估之上,预测美国人均增长率为2.5%,欧盟为2%,日本为1.5%,中国为6.9%。中国GDP份额将从2010年的17%提高到2030年的24%。中国商品贸易2010年占世界的9.8%,预测到2030年将达到15%,中国的贸易额将是美国的两倍多。在资本流量也就是经常账户方面,作者选择了IMF关于2010-2015年经常账户的预测展望,并将这些数据持续到2020年,2020-2030年作者认为中国经常账户将回到零的状态。

根据如上对三个指标的展望,作者计算了2020、2030年的经济主导指数,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将大幅超出美国,2030年该指数则几乎是美国的一倍。

以此,作者强调,中国的优势大大超出了当前的预期,中国优势度的基础要比公认的还要深厚,中国对美国的超出差距也大大超出当前人们的预期。作者强调,由于对未来中国的债权国和经常账户地位目前的保守态度,这可能还低估了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

作者强调,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地位将和1870年前后的英国或者“二战”后的美国相媲美。以此作者强调,类似美国情报委员会关于2025年美国还将保持其超群实力的主流预测,对美国都过于乐观了。

错在哪里?

本文花了1000多字概述了作者这本20万字巨著的主逻辑。只是想有利于说明本文的观点:该书作者为什么错了。

首先,作者在权重中关于中国经常账户的预测,选用了IMF的2010-2015年展望,并将其延伸到2020年。这本书英文原著出版于2011年9月。有意思的是,2012年4月,IMF在其《世界经济展望》中,大幅下调了中国短期、中期的经常账户占GDP比例的展望。IMF最新预测是,2012年、2013年从5.6%的预测分别下调至2.3%和2.6%,中期内(2017年)最多上升至4%至4.5%(从7.2%下调)。这样,作者所计算的经济主导指数就已经出现了明显差错。

自2008年以来,IMF对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一直估计过高: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达到10.1%的高点。IMF在随后的2008年做出预测,未来几年内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还将接近10%。而事实上,中国2010年的经常账户盈余仅占GDP的4%,2011年则继续向下到2.8%,比2007年时降低了足足7.3个百分点。IMF在报告中不得不承认:“这一反转比预期的幅度更大也更持久”。

实际上,笔者强调的是,在2012年4月这次调整中,IMF实际上又犯下了“第二次错误”,即认为中期2017年中国经常账户还会回升到4%-4.5%。实际上这将是错误的,本文中笔者对此不做进一步论述(具体请见6月5日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的拙文《IMF的第二次错误》)。

以上只是该书作者的“小错误”。本文想强调的是,作者所构建的经济主导指数,在1870-1971年有解释意义,或者说能够惯性延伸到2000年。但在当下,由于世界经济、金融、货币的逻辑、理论变化,该指数构建的基础是不对的。真实经济、金融、货币的改变,呈现了与指数逻辑完全相反的思路。

这种改变在于:

1、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从全球贸易过度升级为全球投资、产业转移,加工贸易成为新的全球生产关系垂直链条。这一转变核心发生在1970年之后,并在1990年冷战结束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步升级加速。其改变是,这种全球化改变了全球GDP、贸易的计量,但却并未改变全球利润的分布。因此,GDP和全球贸易的绝对量,不能简单衡量全球经济主导力。

2、作者全书的基本逻辑是“债权国是强国,控制着投资到其他国家的资本”,尤其以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来例证。实际上,作者以1971年经济史所总结的“净债权国或金融提供者拥有权力,而净债务国则很脆弱”的结论是错误的,作者将净债权国在指数构建中赋予“正”,将债务国赋予“负”,是错误的。这本质上源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人类真正进入国家信用货币时代。这一时代的逻辑特点,与早前金本位等相关货币逻辑时期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之前,货币、债券是资产;当今,货币、债权本质则是债务,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其核心只是美国的债务,而这种债务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3、这个世界的金融关系应区分为官方部门债权债务关系和私营部门债权债务关系。截止2011年底,中国拥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1.8万亿美元的净债权国;但这主要是官方部门的贡献,简单计算,中国是私营部门净债务规模高达1.5万亿美元的净债务国。目前美国、日本等均为私营部门的净债权国家,2008年美国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期间的国际资本流动均表明,在危机时期,私营部门为净债权的国家面临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而私营部门为净债务的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危机加剧。中国也不外于此。

如上三条逻辑的含义在于,作者以1870-1970年100年的逻辑构建了一个全球经济主导指数,却并未认识到当今这40年国际货币体系逻辑的改变,给全球经济关系的改变。实际上,以目前的发展,到中期2017年,因为私营部门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演化发展将盖过官方部门,美国将完全有可能蜕变为一个总体上的净债权国,而中国则可能逆向变为一个净债务国家。

最后,笔者想为本书作者丰富一个参考逻辑。不仅是1870-2010年,人类历史上现在几乎唯一一个“经济真理”,是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几乎线性关系。现在中国每年的石油消费量已经达到4.5亿吨,其中中国自己生产约2亿多吨,在2015年之前保持在5亿吨之下是很难的,到2020年则需要思考中国会不会达到6亿吨石油年消费量。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需要每年进口4亿吨石油,比现在额外多进口2亿吨石油,在思考中国经济能否主导世界之前,中国首先需要想国际能源市场是否能够有这一可贸易量。从金融的角度说,仅仅未来中国的“能源赤字”就会推高中国的贸易逆差。

《大预测》描述了一个中国的乐观逻辑,真正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将会发现这将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中国既需要深刻认识当今世界的货币、金融、能源、投资、贸易、经济等关系,以清晰中国的全球位置,又要努力去改变这种格局,通过改变来真正实现《大预测》作者所描述的乐观景象。

(注:作者为中国《第一财经日报》评论部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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