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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政府是有限的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是一本看上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书,因为作者戈登·伍德一直围绕着两个维度在陈述,其一是市场的逻辑,其二是信仰的秩序。

  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考性基础: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政府都是有限的。制度意义上,有限政府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每个人自私的先验性逻辑起点存在,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堕入了自私的深渊。由此,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限政府的价值后,仍有一小部分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这样的制度设计。

  历史是触目惊心的。人们将永远记住喧闹的20世纪,俾斯麦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一度无边界膨胀,几乎要管住每个人的呼吸;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不仅把所有的土地、公司都收纳其中,甚至将脑袋里面的思考也控制起来;中国也不例外,政府无限膨胀,以至于每个人的粮食都被定量,布匹和糖也需要计划,饥荒的年代,当政府派发的粮食不再抵达,很多人被饿死了。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历史悲剧更让人难过?我们陈述这样的罪恶,容易让别人误以为我们不过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反政府主义者。这是需要反复说明的地方:倡导一种有限政府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我们警惕的是,政府借用强制性的、过于集中的权力,破坏市场的秩序,甚至侵犯人们的私权利。事实上,几乎每个政府都是这样的,对历史的教训故意视而不见,人为设计很多制度性的漏洞,让政府的政策不受制约。道理由此变得非常简单,一个单个的自然人,对别人、对市场的伤害性,都是小范围甚至无足挂齿的,但是如果拥有公权力的政府理直气壮地这么做,市场或者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就会很快来临。

  所以我们呼吁一种有限的政府秩序,其目的是让政府保护每个人的私权利,保护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市场体系中的权利。私权利成为政府行事的最后边界。

  问题指向两个方面。

  其一,有限政府的建立,目的当然是约束政府的滥权,这反过来意味着,有限政府的建立,也是为了约束每个人的原罪。人类社会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建立,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有罪。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陈述。他还强调,政府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每个人的自由。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加以重视,这样的权利,包括了一个人在法律的约束下随心所欲处理和安排自己的人身、行动、财富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支配,尤其是不能受政府的支配。一个有限的政府,应从这样的私权利领域彻底地退出去。

  其二,如果有限政府只是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试错的结果,那些热爱大政府的人们,就有了拒绝有限政府的坚实理由。所以,对历史的了解与分析,就成为重要的功课。

  “历史告诉我们,团体和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暴政的诱惑。”这是托马斯·杰弗逊在1774年说的话。这里的暴政,就是大政府主义。大政府主义就像一种强大的生活方式,暴政来了,灾难就来了,而所有人都张开怀抱,欢欣鼓舞。

  任何一种大政府主义的实现,一定是魔鬼暴君与普罗大众合谋的结果。有人在《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里找到了反对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性理由。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尊偶像。这是亚伦的杰作。当时当地的犹太人,为之欢呼,积极参与。这是最古老的错误,背后的逻辑是,亚伦违反了神的最高原则:人不能拜偶像。但这一行为,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却最具有蛊惑性,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取悦神,而是取悦以色列人。

  政府因为夹带公共利益,使得人们丢失掉最高的敬畏原则,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亚里士多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自然观念,就是从理性思考路径出发,将自然的秩序置于神的高度。这启发了后来的有限政府理念,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都必须以最高的自然秩序作为起点。任何由人组成的政府,都必须有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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