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岁末的一个经济学年会期间，有幸与吴敬琏进行了一次长谈。年逾八十的吴先生对“出版”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在吴先生的眼中，好的出版首先要传播有益的内容。我提及北京一家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在业界颇受好评的出版社，常有畅销书推出，有时一本书还能卖出上百万册，他却摇摇头，说他们过分追逐利润，有的畅销书其实基本观点是错的，发行量越大，贻害越深。
他曾经好几次与我谈起《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时，关于中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工业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以樊纲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重化工业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吴先生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尽管他又一次站在了风暴中心，并遭遇许多质疑，但他坚信自己是对的，他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出版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新书刚出炉，他便带着书跑到国家发改委，找到当时的主任马凯，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后来，他的书被发到发改委每个司局长的手中，再后来，国家“十一五”规划进行了重大调整，最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了举国上下的共识。他的夫人曾跟我说起，有个出版社的老总曾问吴老为什么不把这本书交给他们社出版，吴先生笑着说，当时这个争论还没有结果，你们也许不敢出吧。在他看来，好的出版需要魄力。
在吴先生的眼中，好的出版也需要好的编辑。吴先生非常重视编辑工作，也很注重与编辑的沟通。对于编辑提出的问题，他每问必答，甚至回答得很详细。他在校样上的笔迹总是工工整整，如果改动较大、需要增补较多内容时，他总是分段标上不同的序号，让人可以一目了然。他还曾经专门就编辑体例的问题与我几次沟通。在他看来，出版工作是严谨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对于编辑所做的工作，他发自内心地表示感谢，也因此才有了我自第一次担任吴先生专著的责任编辑以来十几年的愉快合作。屈指算来，这些年间，与他相关的书已出了数十本，除了他的专著，他也出任我们的丛书主编，还在百忙中为我们的新书作序推荐，为我们出主意。常常，我们的一些想法经过他的指点后就熠熠生辉起来。进入新世纪后，因为一场著名的股市大辩论，吴先生声望日隆，甚至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他的书稿成了不少出版社争夺的目标。吴先生的一个弟子曾告诉我说，北京一家老牌出版社曾向他表达过希望出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修订版的意思，但吴先生婉拒了，只说与上海远东出版社已合作多年，都是老朋友了。而当时的远东社正处在低谷期，如果论版税和起印数，根本无法与一些出版社相比，吴先生的不离不弃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吴先生也关心书的发行，他时常会问起他的一些书发行情况如何，与其说是关心销量，不如说是关心书的影响力。他的版税常常被用来买书送人，有时，他甚至要求请他讲学的人给听众每人发一本他的书，而不必支付给他任何讲课费。因为他认为，在一次讲座上讲个一两个小时，其实很多事是说不明白的，真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是应该读他的书。
虽然吴先生时常感叹如今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但他对出版的关注却一点没有减少，尤其对新兴的数字出版，吴先生兴趣浓厚。由于身兼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也是他迈入八十高龄后唯一没有辞去的职务），他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动态了如指掌。他很早就注意到电子书的出现，至今手头有近十种版本各异的电子书。他喜欢电子书的听书功能，但也时常抱怨可供的内容资源太少。近年来，电子书、平板电脑、芯片几乎成了每次我们见面时必谈的话题。有一次，他一见到我，就告诉我说，凌晨他刚收到一份报告，说我国的一项芯片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高效率低耗能，成果出人意料。
年逾八十的吴先生仍在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在他的心中，出版是重要的，“好的出版”尤其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