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仿佛成就了中国，中国经济一片“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让各路人马跃跃欲试，想趁机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而到底中国模式是什么，却没有几个人能讲清楚。如果追根溯源，更是成为一笔糊涂账。懵懵懂懂，争来辩去，大家都只是面对一众虚幻、臆想的敌人，拼命证明自己，现实被抛在一边。中国模式到底包含什么内容？
按说每个中国人都生长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应该对长于斯的“中国模式”很熟悉，信手拈来才对。但从见诸报章杂志的文章判断，却呈现出盲人摸象，各表一端的情形。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家沉浸在争辩的快感中，早已忘却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殊不知，如果没有基础，再宏大的理论和设想都是空中楼阁，纵然说的昏天黑地，也是枉然。我们需要对中国发展踏踏实实的研究，对经验和教训、长处和不足都一视同仁。但是为什么独缺踏实基础的研究？
是不是跳出中国现实，以远一些的视角、稍有异同的思想资源打量中国的现实，能更加清晰地分析中国、以及所谓的中国模式？
从成文的资料而言，确实是这样。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以一种踏实、理性的研究态度，结合理论和现实，勾勒出中国模式背后那些让人感兴趣的细节部分，刻画出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面临的环境，发展的可能等方面。丁学良先生早年负笈求学海外，有在海内外大学任教的经历，视角独特，研究扎实，以公共演讲的形式集结成书，还配有演讲中的互动，更加引人入胜。当然《辩论“中国模式”》不仅提供文字的享受，更带来思想的冲击。
确实存在中国模式
到底是否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很多专家学者论证，论据已经堆积如山。《辩论“中国模式”》一书确认存在中国模式。不过丁学良先生不会随意做判断，他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和思路。
中国模式大行其道是金融危机时候的事，但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早前就已存在。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其著作中提出“北京共识” 的概念，并有意将之与“华盛顿共识”并立，“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京共识”在国外工商和传媒界开始流传，比较而言，当时在国内反而无人注意
“华盛顿共识”由学者概括，内涵充足，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经济发展框架。主要倡导自由化、私有化和小政府等。作者以为，相对而言“华盛顿共识”是“相当严整的一套改革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北京共识”的提出则有意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但是内容显得宏大宽泛，不够踏实。
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中国模式必须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从而将空泛的媒体话语转换成一定层次的学术概念，进而将“中国模式”的讨论界定在“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大块连接界面上”。在这个层面上讨论的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界与工商界的互动，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
在作者提供的分析框架内，中国模式的概念超脱于之前“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为中国模式注入了实际内容，避免了陷入概念对立的道德评价中。回到中国实际，是理解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前提，故事发生在中国，绵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前面有铺垫，后面还会有发展。框架清晰，就不要天南海北到处辩了，在这个结构内讨论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演进和变革，就是在讨论中国模式。至于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在于每个人的梳理能力
该书提出，“我们所讲的中国模式，更着重于这些行为者在大局、情势、境况的影响和制约之下的客观产出、最终后果，即便这种产出和后果里面有行为者竭力抑制的要素”。不是有意为之，一切并不都是先设计再行动，“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固定的架构，不像某些官方宣传所声称的那样，似乎有一整套基本原则、基本信条树立在那儿，造就了一座各部分标准一致、连贯完整的体系，雷打不动，固若金汤”。中国模式是持续的动态过程。
但即使这样，几十年实践表现出来的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和谐、持续改革的现实依然在所有后发国家中体现得很突出。虽然与亚洲其他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中国不见得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更占优势。但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转型，进而在市场化改革中取得如此成就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发展具有独特性，多种在其他国家难以融合的因素神奇地混杂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相互共存，持续强化也算得上一个奇迹，长久积淀自然成为模式的要素。
“不可复制性”悖论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称得上模式，应该可以复制，但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也体现在其不可复制性上。在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作者明确表达了肯定的态度。这在知识分子中间是有争论的，相比较而言，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则为持各种思想观点的人接受。
因为独特、多种因素混合、持续发展等，中国模式才得以存在。这些构成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哪儿？《辩论“中国模式”》一书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判断上，而是深入分析中国模式的内涵和本质，勾勒出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后社会的现状。
中国模式是向现代化转型的持续探寻的结果，不是孤立事件。“当今中国的这套模式，完全不是按照逻辑设计出来的，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的综合体”。作者在书中提出，从毛泽东去世后的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末期的十余年时间，是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界都意识到必须要发展，必须要开放，并因此尝试、借鉴了很多当时能看到的各国经验。
该书概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没有直接学习欧美。“无论是从硬件看还是从软件看，都没有办法去借鉴西欧或北美那么发达的经济体的增长途径和具体措施。所以，当时的眼界拓宽，主要看的是与中国在体制上一脉相承的那些国家在通过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体的做法和得失的经验”。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样板，所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从来不曾动摇。后来，亚洲文化相近的邻居各国和地区成为模仿的对象，重视外贸、招商引资、出口替代等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客观而言，长久以来中国都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模式。高层领导“对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目标明确，手段模糊，因为实际经验太缺乏”。
但是，久而久之，“基本构筑成形的中国模式，正是由于它综合了在此前没有被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政治经济体系所综合的多种成分”，把很多以前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普遍认为相互矛盾甚至根本冲突的种种制度要素，搭配在一个大框架中。作者该书认为应该肯定这种模式，但是笔者以为，如果这种大杂烩算得上模式的话，至少其需要完善的地方仍然很多，胜过其存在的价值。
作者将中国模式的内涵和支撑概括为三个方面，权力结构上的列宁主义，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随着技术进步更加强大；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三个方面都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有海内外生活经历的人，对比后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三者构成中国模式，中国社会治理的铁三角，相互促进支撑中国模式。
其他国家或者可以学习其中某个方面，但无法模仿所有三个方面，即使模仿，也是画虎不成反类猫。如果不能复制，那叫什么模式？高成本维持的模式，其价值又何在？作者在书中也意识到中国模式不可复制的特征，从而把更多笔墨放在客观描述和概括这一模式，而非探讨其推广价值，侧面表明作者对这一模式的态度。
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中国的现实客观存在，其中更为世人称道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历史事实。但事情往往有多个面相，评价中国模式，也有好几个角度或维度。
《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作者从几个方面评价中国模式。纵向，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横向，与中国历史上某个历史阶段比较；以及国家政权作为出发点，与社会和民间角度评价的差别。
作者引用相关数据，对比后发现，“虽然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模式产生的绩效非常显著，但它不是史无前例、天下无双的”。相比普遍宣扬的模式优越性，“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最新变种”。先是日本，随后“亚洲四小龙”，再以后是东南亚国家，在各自的黄金时代所创造的经济效果，并不逊色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并且“在很多重要方面，特别是在国际化、制度化方面，在经济发展所落脚的实际国民福利方面，它们的表现比中国大陆有更显著的优势”。从这一点讲，中国并不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就能支撑“模式”。
从以往历史角度讲，当今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也不是其最高峰，充其量是“再崛起”，恢复往日的地位。但是从国家政权方面而言，确实在持续增强，甚至到了“国进民退”，侵蚀社会发展能力的地步。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所有取得的成效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剥夺乃至掠夺”，以及对环境生态系统过度的、骇人听闻的掠夺和破坏，还有在发展掩盖下体制性的集体腐败，公共政策运行仍然不透明。作者认为，“反腐败的权力和渠道处于被垄断的状态，社会和民间缺乏独立自主制约公共部门预算花费、消除腐败行为的制度化通道”。制度不通畅，还压抑、排斥了社会创新能力。
同时，该书还认为，在当前环境下，中国模式面临内外交困的局势。在金融危机后的新形势下，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都出现问题。具体而言，西方经济困难，造成中国出口拉动乏力；国家投资在投资中的比重上升，造成挤出效应，效率低下，民间投资动力不足；分配机制改革滞后，居民消费被抑制难以启动。这些都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
另外，作者敏锐地提出，改革以来复兴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及附生的利益集团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至于利益集团的具体运作机制，相信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体会更深。这样，在金融危机后短暂呼声甚高的“中国模式”其实内里问题丛生，虚弱不堪。
作者最后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替代方案，即从目前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市场经济，成就其所谓的“新中国模式”，并为这种可能的、在作者思想中必须的转变寻找理论和实践资源：要从中国的传统、国外的成功先例汲取经验。如果能实现转型，将是人民之福、社会之幸。中国的成功转型也会是国际社会了不起的经验。
但这些反过来看，全书内容表明作者对目前的“中国模式”，肯定的只是经济上的发展，进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模式的转型和脱胎换骨上面。笔者以为，这是换一种语气呼唤改革、呼唤开放。成功转型的中国模式才值得我们以及世界称道。总之，现实是最好的底板，路总要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