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无需烂导读，需要有好注释。注释介绍经典中涉及的人名、地名、事件、典故等知识，是读经典时必不可少的。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去“谷歌”、“百度”查询毕竟要花一点时间，附在书后面的注释则提供了方便。
“文革”中我通读了《鲁迅全集》。我读的是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卷本《鲁迅全集》。这套书是“文革”中我借造反派编鲁迅语录的名义买的，一直珍藏至今。“文革”后出了新版本的《鲁迅全集》，但我没买。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注释是集中国内众多研究鲁迅的专家编写的，尽管由于时代所限，有一些缺陷，但还是极有帮助的。对我这样的非文学专业读者，注释不可或缺。“文革”中我还买了《鲁迅书信》与《鲁迅日记》，可惜一点注释也没有，读起来就费事多了，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只好不了了之。
自我读经典之始，就借助于注释。最早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就利用了本书的注释。我读的是张仲实先生注的老版本（当时是在图书馆借的，1965年买了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文革”中又读了一次）。这个本子里有译者的注释（这个注释是俄文版原有的），以及普列汉诺夫为本书俄文本缩写的序言和注释。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水平相当高，他写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被毛主席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推荐给高干阅读。“文革”中我也认真读过这两本书。他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写的注释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一。对理解原著和进一步思考帮助极大。一位大学者为别人的书写注释，这样的事，现在不多了。但大学者为经典写注释，高屋建瓴，对读者才有意义。
在读《资本论》时，除了卢森贝的《资本论注释》，其他“解说”之类我都没看，唯独重视一本《资本论典故注释》。这本书是由人大经济学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编的，是一本集体编写之书，1963年由人大出版社出版，而且注明是“初稿”，仅供“内部交流”。当年定价1.65元，今天看来太便宜了，但当时是我每月伙食费十五元的十分之一。这本书其实就是《资本论》的注释，对书中涉及的人名、事件、典故及其在书中的含义都作了解释，对我阅读《资本论》极有帮助。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本书也难免左得出奇，如对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评价是“以唯心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论述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思想”。类似的解释充满全书，但毕竟也作了许多介绍，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资本论》。近六十年过去了，这本书仍放在我的书架上，数次搬家我都舍不得抛弃。今天它已没什么阅读价值，但很有纪念意义。抚摸这本书，令我想起学生时代，无限留恋。
为名著写注释，在我看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可惜愿意这样做的人，尤其是大师并不多。这就更令我怀念人大已故经济学教授高鸿业先生。由他重译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不仅译文做到了“信、达、雅”，而且有许多极有意义的注释。
高鸿业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回来的美国“海龟”，西方经济学的造诣相当深，“文革”前国内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并不多，我认为高鸿业先生是首屈一指的。他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十版（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七十年代末出版后洛阳纸贵，成为七七、七八级及以后学生进入现代经济学的必读之书。可惜他的才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至少在1978年前仍然是一个副教授。他以副教授的身份成为“博士生导师”，这大概在中国也是少有的。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极左的压力之下，他表面上也变得极左。真实的内心世界里，他是痛恨极左那一套的，但讲话、授课、写文章和出版著作则是“左”得可爱。他有一组极有影响的文章（以后也出了书），就是“十批萨缪尔森”。心灵扭曲，人格二重化，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剧。高先生已去世数年了，愿他在天堂里能摘下那时 “左”的面具，真挚而快乐。
回到高先生译的《通论》。他译的本子包括了一篇“译者导读”和许多注释。这个译本出版于1999年，那时学术界已是春暖花开，“左”的思潮退去了。“译者导读”尽管还能嗅出“左”的味道，但已不太浓，而且对读者理解《通论》的体系甚有帮助。书中的注释有些是凯恩斯的，有些是译者的。译者的注释加上了“译者注”作为区分。译者的注释对中国读者阅读《通论》甚为有用。比如凯恩斯的注释解释了什么是古典经济学，译者的注释说明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划分（也是我们习惯的用法）与凯恩斯有什么不同。再比如“proceeds”，在英文中有“所得”、“收益”或“卖价”之意，译者解释了为什么把这词译为 “卖价”。这类对原著说明、译法之类的注释，全书中相当多。《通论》是一本不易读的经典，这些译注帮助我们排除了许多困难。
经典的注释有作者自己写的、译者写的，或专门的注释者写的，“我注六经”，就是写经典的注释。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不敢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又不愿“附逆”，于是注释古代经典就极为发达。这些注释以解释为主，但字里行间也曲折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的思想依附经典而得以表达。这就是清代 “乾嘉学派”的状态。许多人认为埋头于故纸堆中是文人的悲剧。其实今天看来，倒是时代逼他们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高鸿业先生译的《经济学》和重译并注释的《通论》就比他的“十批萨缪尔森”有意义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