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是一部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作者恳请您把它视为一本以美国近代史为蓝本而创作的历史文学。它以编年体为基本体例，采用纪传体的叙事风格，采撷70年来发生在美国历史上108件影响深远的事件，追寻源头、梳理过程、建立逻辑、挖掘人物关联，还原事件原貌。在此基础上，描摹通俗易懂的历史画卷，刻画生动鲜活的人物性格，挖掘灵动深邃的尘封故事，附带点点滴滴的微言大义。
您会发现，影响世界四十年的雅尔塔体系是小罗斯福一盘未能下完的棋；给美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益处的“阿波罗”计划，其实是肯尼迪总统出于冷战需要而启动的，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您会注意到，民主党发动的战争多半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特色，而共和党发动的战争多是实用主义哲学作祟的结果。您还会发现，发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其火种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埋下，而海湾战争又给十年后的“9·11”埋下了新的祸根。“9·11”之后，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采取的“预防性进攻”之所以适得其反，是因为第43任总统小布什放弃了他父亲老布什“被动进攻”的战略。
为探究这些千丝万缕的关联，作者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捡起一颗颗散落的贻贝，精心研磨，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链——它可能是历史的宿命、也可能是贪婪的欲望使然，亦或量变到质变的爆发。它可能包含治世的良策，转折点上的迷失，间或“我粘结绳索、油漆甲板，密谋反对国家”的无病呻吟。一系列兴衰嬗变背后，或许没有可资复制的亘古规律，一鳞半爪的碎片未见得一叶而知秋。但由此衍生出来的文明与思考，却逐步融入美国民族的血液中，成为美国精神的渊薮。
用文学的方式写历史，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历史观。必须承认作者的历史观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作者对获取真相感到悲观。美国哲学家拉尔夫·艾默生说： “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作者认为“传记”掩盖历史真相的情况并不罕见。正如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所说的那样，“历史不过是时代的人质，人们抄写历史的目的无非是取媚新一代统治者。但是历史总有说出真相的一天。”作者相信，雷日科夫说的“那一天”，其实就是每一天。
既然每一天都在等待历史说出真相，于是历史就有了新的定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当代”属性把史学家推入了一个曾参杀人的道德困境，戏说历史能够大行其道，原因大抵在此。至于真相，那是没有的——至少绝对真相是没有的。日军轰炸珍珠港而美国理所当然地向轴心国宣战，你以为那是真相，实际上很多史学家都怀疑这是罗斯福总统的“苦肉计”；不少学者怀疑美国是否真的登上过月球，但是还原历史真相后这种怀疑就变得相当浅薄。造成这些尴尬现状的原因在于：除去物理意义上的事实和天文意义上的纪年之外，任何真相都有可能被加工过。严格地说，真相跟时间有关：时间往前走，真相就不断地被改变，这才是真相的哲学含义。
既然真相跟时间有关，作者就尽量拉长历史的视界，从更悠久、更广义的背景中探寻历史原貌。这可能给读者带来了一些麻烦，那就是您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不得不顺带阅读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您阅读“朝鲜战争”时，您会了解到朝鲜与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渊源；阅读“海湾战争”时，您会了解到伊拉克六千多年的悠久文明，您还会对“十字军东征”的前因后果略知一二。这些资料纵看是一部70年的美国断代史，横看又是一本世界断代史的剪影。
说到特色，必须承认世界上存在一个“美国特色”。与历史上沉浮起落的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蒙元帝国、大英帝国比较起来，美利坚帝国有其鲜明的个性。它不喜欢攻城掠地、扩疆拓土。以美国的影响和实力，它完全可以将古巴、巴拿马甚至伊拉克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尽管这些国家都以不同打方式挑衅过美国并给美国带来麻烦，但美国宁肯容忍这些麻烦反复重演，也不愿意像大英帝国或者蒙元帝国那样将其“殖民化”，美国更喜欢间接地控制，以节约管理帝国的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有点懒惰。实际上这就是美国的性格，它讲究实际，有点散漫，不喜欢自寻烦恼。所以美国从来不承诺自己对人类负有责任——正如“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所说：“我们没必要欺骗自己，利他主义和恩泽世界都是奢侈品。”但美国又是矛盾的，它不爱承担责任，却喜欢到处惹是生非，一旦因此惹出麻烦或者陷入泥潭，就缩回到“责任”的衣钵中，霸权主义就被包装到“输出理想和价值观”的华丽外衣下。这就是美国特色的核心——“拧巴”。
“拧巴”的生活折磨美国不是一朝一夕了。二战时期，当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还在战场上同仇敌忾地与法西斯军队作战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就悄悄地算计斯大林；“马歇尔计划”旨在复兴欧洲，美国却从欧洲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发动越战的本意是抵御共产主义，结果却让越南完全倒向了中国和苏联；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本想消灭霸权，结果引火烧身地招致了“9·11”恐怖袭击；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本想消灭恐怖主义，结果恐怖主义在美国本土生根发芽，成为对美国最具威胁的力量……美国本想领导世界，结果经常受到别国的教训，因为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
受到这种“拧巴”生态的影响，美国政治和外交常常走一步退三步。艾森豪威尔结束了杜鲁门的朝鲜战争，却给越南战争开了口子——他给吴庭艳写了一封让人想入非非的信，肯尼迪就以这封信为由发动了越南战争；约翰逊本想从越南撤军，结果派到越南的部队达到顶峰；尼克松以积极反共进入美国的政治舞台，他上台却石破天惊地跑到北京，和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谈论“右派”问题。进入21世纪，第一位美国总统小布什把十几万军队派到中亚去打反恐战争，第二位总统奥巴马执政后却撤回了军队，甚至连“体面的和平”也不要。然而奥巴马也是“拧巴”的，他从中东撤军的同时，又调动最先进的武装力量剑指东亚，天知道下届总统会不会以收拾奥巴马烂摊子的承诺而当选。
不要耻笑美国的“拧巴”，因为中国也有同样的纠结。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与美国平分秋色的愿望让我们孤枕难眠。一方面，我们认为美国的理想有点乌托邦；另一方面，我们相信正是这些乌托邦的理想引领着科技和思想的进步。一方面，美国总统被舆论拷问时我们喜欢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当美国总统离开白宫时，我们又乐于参与到是非功过的讨论之中。
这种纠结常常让我们无所适从。马丁·路德·金带领25万人和平游行到首都争取黑人民权时，我们保持沉默。可是当他被暗杀后，毛主席亲笔写下《关于支持黑人民权运动的宣言》，我们也到处传颂他那句“我有一个梦想”的宣言；尼克松总统突破禁忌历史性地访问中国时，我们视他为英雄，可是他因为“水门丑闻”被迫下台时，我们痛感悲伤而美国人民却兴高采烈的欢庆胜利；我们奉比尔·盖茨为美国英雄，但是却沮丧地发现世界首富的道路难以复制，因为只有根植于美国的土壤，才会有比尔·盖茨的成功；当我们全力以赴地支持美国在全球的反恐战争时，美国却联合日本不断地敲打我们的战略大后方。
这就是中美两国制度与文化差异的现实写照，也是这种差异带来的现实困境。这种难以克服的差异性把中美两国打造成蒙着眼睛的狮子，互相警惕地打量对方，互相试探对方的敌意。于是就有了约瑟夫·奈的那句享誉世界的名言：如果你把中国看成朋友，中国有50％的可能成为朋友；如果你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一定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任由差异性发展，如果华盛顿和中国不肯摘去蒙在眼睛上的黑布，约瑟夫·奈的预言就有自我实现的可能。
实际上，制度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任何一种制度只要能够全面发展，经常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新要求，它就是一个足够稳健的制度。制度有瑕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抱残守缺；制度有问题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墨守成规。西方谚语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国古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是这个道理。
怎样才能借鉴“流水不腐”的哲学让政治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呢？美国开国者设计了选举制度。每两年，各州选举众议员；每四年全国选举总统；每六年，各州选举参议员。在比较完备的选举制度下，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否执政——都不敢视权利为自己的专利，因为这会让它丧失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丧失自我牺牲的精神，从而失去战斗性。美国占主要地位的两个政党虽然组织松散，但是在保持战斗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上从来不敢松懈，这种危机感催生了独具特色的选举文化。本书用了一定的篇幅讲述美国的选举，既有总统选举中跌宕起伏的明争暗斗，也有议员选举中尔虞我诈的幕后较量。作者相信，体味美国的选举文化，体味故事主角的辛酸苦辣，是认知美国政治制度的另外一种途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论是美国的历史轨迹还是政治制度，无论是美国的选举制度还是政党的战斗意识，都无法复制到中国。囿于文化和历史的差别，我们大可不必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含英咀华。但是了解美国选举文化的价值并不是它本身，而是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迪。历史是一种延绵，通过对美国政治制度和选举文化的阅读，大可以阅人而知己。
黄仁宇先生写历史，有一种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精灵。他以中国人的视角认知世界，也从全球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他旁征博引，将明朝断代史《万历十五年》活脱脱地与世界接轨；他深入浅出，将中国的脚步置于《放宽历史的视界》中，使中国与世界浑然一体。黄仁宇先生了解世界，所以他敬畏世界；黄仁宇根植于中国，所以他溺爱中国。
本书作者无法与黄仁宇先生相提并论，但是在对中国的情感上与黄先生如出一辙。出于对中国的溺爱，在涉及到中美关系的篇章时作者不吝着墨，甚至有结驷连骑的奢侈感。这也许破坏了体例上的和谐，好在我们的祖先并不热衷于八股文，“文无常文”的古训不仅解放了思想，而且造就了文化多样性的沃土。当然，根植中国并不意味着作者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以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对美国妄加挞伐。相反作者尽可能摆脱“立场先行”的束缚，以公正和超然的态度来描述事件而不是评论是非，“没有立场”就是作者创作本书的全部立场。
在涉及到中美关系的篇章中，作者对中国社会背景的部分描摹采用了电影语言。这并非刻意追求超凡脱俗的文风，而是这样的语言更适合我们回首往事，从而让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背景的读者都感同身受。至于在每一节文章的结尾以“赞曰”和“叹曰”来表达感受，您切勿认为是作者故弄玄虚，显摆自己的文学修养。作者认为使用清新隽永的中文典故和成语来诠释美国历史，恰恰是世界大同、中西勾连的艺术映照。如果一定要说这就是“显摆”的话，作者只是“显摆”了中国语言文学的魅力。
基于本书的特点，在您个人的书架上，您可以将本书随意归类——历史、政治、文学、小说、闲书，随便您怎么定义她，她都是您待字闺中的宝贝。至于书店和图书馆，如果视她为文学版的美国历史上架“历史”，自然恰当；如果视她为历史版的美国文学上架“文学”，也无不妥。如果能够在“历史”和“文学”两个书架上比翼双飞，当是本书的荣幸；如果仅以一个类别上架，那也没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