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下午3：00，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联合举办了“《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首发式暨中国粮食安全论坛”，并正式发布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一书。
《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教授指导本科生合作完成的“公众行为与国家政策研究丛书”的第三部。之前樊明教授指导本科生合作完成丛书的前两部：《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和《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
该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粮食生产和流通主要应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这在学术界分歧很大，政策走向也不明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农民的种粮行为，尤其是对价格等利益信号的反应，分析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和弱质性以及粮食市场的竞争性。
该书研究发现，农民的种粮行为受利益信号的显著影响：价格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有着显著地影响；上年种粮收益大，则预示下年农户将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上年卖粮难，则下年农户将会调低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国家加大支持粮食生产政策的力度，则农民会腾出更多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因此，农民在粮食生产中具备经济人的理性，这是粮食生产主要应由市场主导的重要前提。
当然，决定粮食生产更多地应由市场主导还必须考虑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和粮食市场的竞争性等问题。一般文献认为，粮食生产存在正的外部性，因此政府要进一步鼓励粮食生产。但该书判断，整个农业的外部性是趋于负的。粮食市场是一个具有很强竞争性的市场，并不需要太多的政府干预。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的干预往往是无效的，即便是最反市场的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也无法从农民那里得到太多的粮食从而保证粮食的充足供应。
农业补贴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价格补贴的负面效应最为明显，因为最直接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粮食过量生产。该书建议采用收入补贴替代价格补贴。支农政策有悖论性质，即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宗旨的支农政策一般内含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的机制。支农悖论给政策支农带来困难，要尽可能选择支农悖论性弱的支农政策。
实行统购统销与低粮价政策是中国粮食产量长期低下的重要原因。中国粮食流通高成本与实行最低粮食收购价以及以国有粮食企业为流通主渠道有直接联系。该书建议放弃国有粮食企业流通主渠道的定位，对传统的国有粮食企业实行改制，使之成为普通的市场参与者。
粮食安全问题是该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说，自然灾害发生的波动性相对较小。自然灾害可以对局部地区造成严重影响，但不会对全国的粮食生产及安全带来严重影响。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大波动往往是政策的产物。该书建立了一个粮食最佳后备储量模型，并对中国粮食最佳后备储量进行了估计，其结果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建议。中国有过度粮食储备之嫌，由此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该书研究了粮食生产的规模经济性。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粮食生产存在着显著地规模经济性。如果中国坚持小农经济，中国的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注定是低效率的，注定了务农农民是低收入的，中国农业很难参与国际竞争。
该书建立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将导致严重的效率损失，进而反思了十八亿亩耕地保护政策，认为其负面作用相当大。根据年鉴数据，从1978至2008年，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但主要原因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退耕还林而非城镇化。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制度环境的不断改善导致粮食亩产持续增加，抵消了耕地面积减少对粮食产量的负面影响，而且粮食亩产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耕地减少的速度。我们显然夸大了城市化对耕地以及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
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是诸多“三农”问题的根源。该书提出土地私有化并废除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并对种种反对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进行了评析。
该书的基本结论是，要实现高效的粮食生产并实现农民收入正常化就必须走市场化道路，即通过市场机制组织粮食生产和流通，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粮食生产流通的参与者以有效的方式生产出粮食并分配到消费者手中。该书提出中国实现粮食生产流通市场化的路线图，这是一个对中国粮食生产流通乃至中国“三农”问题解决的系统性的整体化方案，有别于以往的相关研究一般侧重于粮食生产流通的某些方面，值得关注。
《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在方法上有其独特之处：一是基于调查进行的研究。研究团队调查了从1976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到2008年32年间以主要以河南农户为代表的中国农户的种粮行为及与相关政策的关系。二是基于行为讨论政策。政策和行为的关系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基础。根据政策和行为的关系所制定的政策才比较能得到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结果，政策制定者不应总是抱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是建立在扎实调查和经验研究基础上的批判精神。该书对不少关于粮食政策的主流的学术思想及诸多现行粮食政策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其独立的学术思想及政策主张。
该书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着值得关注的教育学的意义，是一次成功的创新教育的实践探讨。樊明教授认为，指导本科生写书只是创新教育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每个教师都要教学生写书，但一定要教学生创新；也不是每位学生都要学写书，但一定要学创新。创新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