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史上，的确有不少当时名气甚大的经济学家和流派是浮云。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后人怀念的东西。远的不说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红极一时的各种左派激进经济学，诸如加尔布雷思、罗宾逊夫人之流，八十年代曾被里根政府推崇的供给学派，如今即使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人也少有问津了。凡是没有理论根基，只是迎合时尚的经济学家和流派，都会是这样的，但那些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上做出了创新的经济学家和流派，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最后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会成为随风而去的浮云。奥国学派的米塞斯就是这样。
说到奥国学派，就必须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说起。著名的经济思想史权威、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洛尔在其《经济思想史》中指出，边际革命是经济学“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从这时起，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关注生产转向关注需求，边际分析“是经济科学研究方法上一项极其重要的革新”。由于这两项变化，经济学从古典进入现代。
边际效用理论的创立者是德国的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不过他当时连一片云都算不上。他在1854年出版的边际效用理论奠基之作《人类交换法则的发展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类行为的规律》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书没卖出去几本，他也闷闷而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经过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大力赞扬才受到重视，戈森被称为边际学派的先驱。对边际效用理论和边际分析法作出关键贡献的，除了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之外，还有奥国经济学家门格尔。历史上称他们三人为边际学派的创立者。
从边际效用理论出发，他们三人以后的发展方向并不同。杰文斯本人是位统计学家，他强调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他认为，“我们的科学应该是数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研究的是数量”。他认为经济学就是“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这就开创了经济学中的数理经济学和以后的计量经济学。瓦尔拉斯更为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门格尔则没有沿着数学或一般均衡的思路发展，而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奥国学派。我们说奥国学派不是浮云，原因就在于它有自己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今天的经济学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早期奥国学派的创始人是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奥国学派是在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争论中形成自己的特色的。十九世纪后期，德国的历史学派统治着经济学。他们主张根据历史事实的经验得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奥国学派反对这种研究方法。他们主张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为个人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个人主义就是从个人的行为出发来研究经济学，主观主义是根据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并推导出经济规律。所以方法论是奥国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一个基本特点。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奥国学派。
在经济理论上，奥国学派用主观的边际效用理论取代古典经济学家客观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成本论，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基础。以边际效用说明需求和市场价格的决定，用迂回生产理论，即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来解释经济周期，并提出了现在人所共知的机会成本概念。
随着庞巴维克在1914年、门格尔在1921年和维塞尔在1926年去世，奥国学派分为两个分支。一支是继承了庞巴维克教授职位的汉斯·迈耶，另一支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于1931年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并主持该院的图克讲座。罗宾斯接受了奥国学派的许多观点，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对需求的关注以及机会成本的概念，并写进了他影响甚大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这些观点被当时的英美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所吸收。以汉斯·迈耶为代表的传统奥国学派已经烟消云散，像浮云一般过去了。但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首的奥国学派，却在美国顽强地生存下来，使奥国学派有了重大发展，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中广受重视，连撒切尔夫人的提包中都常放一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米塞斯实际上对奥国学派理论的发展起的作用并不比哈耶克少，在经济学方面米塞斯甚至超过转向法律与政治的哈耶克。但由于他在1973年去世，生前的影响远不如哈耶克，他的意义在其身后才逐渐被当代的经济学家认识。
米塞斯原来是学法律的，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系，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03年末他读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深受震撼，写了几篇驳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自此进入经济学。以后他也承认，“这个经历使自己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从1905年起，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主持著名的讨论会，米塞斯连续几年都参加了这个讨论会，直到1913年，他成为维也纳大学不领薪水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被允许在该大学讲课。在这期间，他沿着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开辟的路径，对经济学有了系统的理解，并于1912年出版了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货币理论的《货币与信用理论》。1919年又出版了《民族、国家与经济》。二十年代，他与哈耶克发起了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挑起了对现代仍有影响的计划经济大论战，并在1922年出版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重要的著作《社会主义：一个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1927年，他出版了弘扬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论古典自由主义》，1929年出版了批判当时开始流行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潮的《国家干预主义批判》。1933年又出版了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这一时期，他还在“奥地利商会”中组织了自己的私人讨论班，吸引了一大批以后成为奥国学派著名经济学家的人，如：哈耶克、哈伯勒、马赫卢普、沃格林、舒尔茨和考夫曼。在讨论中，他正确预言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当时，他在学界影响甚大，他的朋友称他为那个时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
尽管在他那个圈子里，米塞斯著作颇丰，活动频繁，声誉甚隆，但他在社会上却并不如意。他的理想是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然而在1913年成为编外讲师、1918年成为副教授之后，就没有得到教授的职位。维也纳大学奥国学派的正统继承人汉斯·迈耶甚至“满脑子阴谋诡计反对他”。他知道根本原因是他反对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彻底自由主义立场。他在《笔记和回忆》中写道：“相当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作为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德语国家的大学将一直拒我于‘终身教授’门外。”1934年10月他去瑞士日内瓦“国际研究学院”工作。在那里，他的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1940年，由于法西斯德国已占领了欧洲，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极不情愿地与妻子一起移居美国。
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人们并不了解苏联的真相，以为社会主义无比美好，连毕加索这样的大师都信奉社会主义，甚至加入了共产党。凯恩斯主义正成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走出大危机的法宝，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深入人心，主张自由放任、反对社会主义的都被冠以“反动”的名号。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到美国后，长期不得志的根源。
米塞斯到美国，是加州伯克利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讲师与研究副教授”的职位，但他并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保证。他到纽约之后，决定不去伯克利，留在纽约。他在欧洲的朋友与学生都在帮他找合适的职位，但一无所获。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过短期客座讲习之后，仍没有一所知名大学邀请他。直到1945年，才在当时充其量是二流的纽约大学获得“访问教授”的资格，且工资由一家基金会承担。米塞斯以这种身份一直工作到1973年去世。
面对这种环境，米塞斯刚到美国时心情也不好，但他很快振作起来，拜访朋友，研究学问。他主持了纽约大学一个讨论班，又勤奋地著述。他到美国时已经接近六十岁了，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美国写的。这些著作包括《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1944）、《官僚体制》（1944）、《人的行为》（1949）、《理论与历史：对社会与经济演变的解释》（1957）、《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论方法问题》（196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1969）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坚持并发展了奥国学派的方法论与自由放任传统。在经济学方法论上，他坚持奥国学派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反对当时流行于经济学中的实证方法以及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在理论上他坚持最彻底的自由放任，可以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反对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而且反对国家有限干预经济的芝加哥学派。正是这两个特色使米塞斯不是浮云。
米塞斯一生众多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人的行为》。这本书是他整个经济学的基础，也是奥国学派思想体系的核心。从人的本性和行为出发实际上是真正回到了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的核心。我们知道，斯密深受他的好友大卫·休谟的人性论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体系。人的本性是多方面的，既有利己的，也有利他的，但最基本的仍然是利己。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所谓好坏。人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了各种行为，最基本的是经济行为。但人不能一切都自力更生，需要与别人交换，由这种交易行为就衍生出了市场经济体系。让人自由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行动和交换，社会就可以正常运行。所以，市场经济体系是符合人性的，是人性的必然结果。彻底的市场经济就是保证每个人的行动和交换的自由，其他任何破坏这种自由的干预都是对人性的扭曲。《人的行为》一书回到了斯密的出发点，回到了人性。这正是米塞斯的思想在今天仍有意义的根本原因。
《人的行为》是一部厚达八百八十九页的巨著，它包括了米塞斯关于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市场过程、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比较经济体制等领域的原创性思想。贯穿这本书的是“经济理解”这样一个观点，“经济理解”是理解从人性引申出的市场过程。他认为这是“人类保持自由繁荣社会的至关重要”。“市场过程”是米塞斯对奥国学派和整个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也是理解米塞斯思想的关键。这种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人的行为》第四部分“市场社会的交换学或经济学”中。
占据经济学中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用均衡的方法论解释市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均衡价格理论。米塞斯认为，奥国学派的特点正在于它不用均衡理论来解释市场经济，而是“创造了一个经济行为的理论”。这就是说，经济理解的核心不在于把满足均衡状态的条件解释清楚，而在于指示市场过程的系统特征。市场过程是不同的人在分工合作行为的相互作用之下驱动的。在市场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受利润驱动的企业家的活动。企业家是市场中的灵魂，他们的作用是纠正市场价格和决策中的失调。他们发现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失调，并通过纠正这种失调而获利。市场过程是企业家纠正失调的过程。市场是不确定的，因此市场过程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企业家是“掌舵者”、“驾驶人”，而“船主是消费者”。消费者的买与不买控制了生产的模式，企业家要满足消费者的偏好，让消费者和企业家从自己的本性出发行动，才是完美的市场经济，因此，这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就是“自由市场在经济上是可取的”。以此为基础，米塞斯解释了竞争、垄断、价格决定等基本问题。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米塞斯否定了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并解释了经济周期等问题。
尽管米塞斯去世已经近三十年了，但他的思想并没有由于他的去世随风而去，而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尤其是在凯恩斯主义横行天下，引起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的今天，人们会经常想到米塞斯的思想。也许现实还不允许完全按米塞斯的思路行动，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不会完全退出经济领域，但按米塞斯的思路反思一下我们有哪些做法适得其反，是非常重要的。
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正在改革中的中国也有启蒙意义。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效率，而在于市场经济符合人性。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成功在于尊重人、保护人权。种种限制人的行为的做法，诸如限制买房、买车，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做法，是计划经济的回潮。只有明确这一点，改革才能成功。
其次，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企业家，而不是官员。让企业家成为官员（国企的领导）或让企业家依附于官员（民营企业的领导），与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政府的作用不是命令企业家做这做那，而是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最后，我们在改革中要总结各国政府干预市场引起的不良后果，而不能去模仿他们干预市场的做法。靠政府干预、管制企业去纠正市场经济的缺点，结果会适得其反。市场经济不能由政府主导。也许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得不有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但最终一定要摆脱政府的主导。市场发展过程中，重点是政府主导如何递减，直至消灭，而不能是不断加强，或在收与放中交替。
米塞斯的思想对我们的意义不是操作层面的，而是认识层面的。只有认识到市场经济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才能找到改革的正确途径。只拉车不问路，思路不清晰，改革迟早要出问题。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三十多年了，是静下来清理一下思路的时候了。
米塞斯的思想离我们并不远，但我们对这位思想家的研究还是太少了。我写这篇文章所依据的《米塞斯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本译成中文的米塞斯传记，而且是在去年才出的。米塞斯的著作译成中文的有好几种，但国内至今未见《人的行为》（中文版有台湾地区夏道平先生译本）。国内学界对哈耶克的重视远远超过米塞斯。我写这篇文章，并不在于介绍米塞斯，而是希望能催生更多的米塞斯著作和传记的翻译出版，能引起更多人了解和研究米塞斯的兴趣。米塞斯毕竟不是浮云。
《米塞斯评传——其人及其经济学》，[英]伊斯雷尔·M. 柯兹纳著，朱海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11月第一版 186页，2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