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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衰落时的财政

《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赖建诚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

  《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句值得回味的名言:“衰落帝国的财政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确实,历来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虽然导致其衰落的原因往往众说纷纭,但财政状况恶化伴随其衰落的整个过程,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教训。财政恶化往往是一系列行为(超额战争开支、经济衰败、政治控制削弱以至于无法征到税收等等)的结果,但同时又是推动下一轮恶性循环的原因——理由很简单,恶化的财政将使帝国在军事、政治控制、社会等所有层面都出现漏洞,直到最后无法维持下去而轰然崩塌。

  这样的个案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除了突然的军事征服外,多数大帝国的的崩溃都伴随着财政崩溃。罗马帝国晚期持续数百年、始终无法治愈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它的崩溃看起来反倒像是解脱;Joseph Stiglitz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也是基于同一个出发点:过度军事扩张和不负责任的中央财政的结合,可能拖累美利坚帝国重蹈罗马的覆辙。中国东汉、唐、金、元、明、清,乃至民国末年,都有令当时政治家为之头痛的财政危机如影随形。这个问题十分普遍而严重,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以往中国史学家在探讨王朝衰落原因时,却往往更多着眼于军事、政治乃至道德上的衰败,却很少有专著研究财政危机的议题。

  这其中,晚明的财政崩溃较早受到关注、并至今仍吸引着许多学者。原因之一是明朝可说是生生被财政恶化拖垮的,因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案例,且明朝史料存世的也较多,便于人们深入分析。民国时吴晗已注意到晚明几次重大战争造成国家财政破产,不得不反复加派、搜刮民间赋税,而不堪重负的农民又起而反抗,以致社会动荡。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涉及明朝中叶全国的财税状况,相比之下,赖建诚这本《边镇粮饷》探讨的问题则更为集中:只谈明朝走向衰落的初期,边防军事开支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对帝国财政带来的严重负担。

  这一研究是基于明代著名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而得出的,从经济史研究的观点看,这一珍贵文献是理解大帝国分配全国资源的绝佳史料,也是到当时为止帝国资源最全面的会计概要。在1581年户部尚书张学颜向皇帝进呈之前,为编辑这部概要,14个财政专家工作了两年之久。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明代的财务会计制度,也能看出当时帝国面临的可悲现实,即全国“普遍存在的差异决不可能全部并入一种统一的管理制度”(《剑桥明代史》上卷)。

  《万历会计录》中最为令人瞩目的部分就是明代边镇的军费开支,因为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军事机构也无疑是明代政府支出中最庞大的组成部分。沿长城守卫北方边境、针对蒙古人的攻守则是明代中叶最持久、费用支出最大和最危险的战争。据全汉升等人的研究,1548-1617年间,军费占太仓(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通常在60-85%之间,有些年份竟高达97%!也就是说,长城以外的边患,造成了边防经费骤增,而这又使得国家各项财政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一旦再遇到天灾、叛乱、突发事件等变故,国家为维持运转就不得不向民间加派赋税(例如1592-1598年间的朝鲜军费支出高达1千万两,大半都是加派和搜刮所得,赋税较二十年前增加40%,民户殷富者为之减半),结果外患未平,内忧又起。而国家财政不断投入边防的无底洞之后,又更加难以有效地应对内忧外患。

  书中说得很明白:“边镇粮饷是明代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而边防与财政危机是一体的两面。”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明代的财政垮在军费上。尤其晚明对倭寇、朝鲜、后金、李自成起义等战役,无不耗费巨大(单是对后金就耗资6000万两白银,占这一时期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且密集出现,一如作者所言,“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撑得起这种国防支持”。

  这种局面是怎么出现的呢?实际上或许可以这么说:明代衰亡的根基,在这个王朝建立之初就种下了。明初勇武有为的两代开国君主洪武、永乐都未能彻底解决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到后来不得不沿边屯戍,转入防御。在他们最初的设计中,这种屯戍是可以自我维持的:驻兵军士世袭,并进行屯田,做到人力、粮食、兵器上均实现自给。但这一制度逐渐就变得千疮百孔:很多军士不愿驻边,屯田的产粮不多,而随着蒙古威胁的升级,驻守的士兵数量也跟着上升,他们的补给逐渐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头痛问题。

  明代发明了许多办法,例如商屯——商人转运粮食到边镇,换取政府的食盐专卖的额度,这种商业利润可以刺激商人的积极性。由于食盐利润很高,有些边镇甚至拨出一部分官兵专职煎盐。对辽东镇,明代还通过海运来解决粮食补给问题,这本身也刺激了当时的海上交通,但弊端则是海运风险大,时禁时通。到明朝中叶的1508年,宦官刘瑾甚至批准出售军职,只要此人向西北边镇戍军交付规定数额的粮食。要维持这一北方边境漫长的防线官兵的粮食补给,成本极高,到最后,整个国家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游牧骑兵的军事行动都是只攻不守、无定点式的突袭,尽管长城沿线可以重点防卫某几段城墙,但总有薄弱之处会被大举入侵突破。一支原地坚守、无法机动调遣的部队,是很难应付这种机动性极强的骑兵的,因为你防不胜防,就像洪水可以在堤坝的任何一个薄弱之处冲垮大堤。这样,只要边外政治紧张,沿边的十三个边镇数十万人(1531-1602年间,每年要固定维持的军队数目在37-68万之间)就不得不大量向朝廷索要开支。最后竟成为明代国防的长期结构性困扰,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东南流通的白银被征税机构吸纳上去,投入到无底洞一般的北方军事地带,形成“官民两困”的僵局。

  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在清朝,在整个清朝三百年里,中央始终牢牢控制着蒙古,以至于几乎没有必要防守长城,当然也就没有边镇粮饷拖垮财政的问题。然而即便如此,清朝户部银库较为丰裕的时期也只是康雍乾三朝。赖建诚说:“如果没有北方的外患,也就是说,假如十三边镇的粮饷额为零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的财政结构会明显不同,整体经济会有更好的繁荣,明代的寿命也可以显著地延长。”或许吧,但清代的情况表明,即使没有边镇粮饷,帝国还是会面临新问题,还是会陷入财政困窘。说到底,有没有边镇粮饷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中国需要一个结构性转型,以实现对全国资源的高效管理,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脱胎换骨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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