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得以成就现在的经济辉煌？这是一个价值千金的问题。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此一直在孜孜探求答案，各种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中，周其仁的分析无疑具有独到的价值。
2008年夏，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之邀，周其仁赴芝加哥大学参加“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科斯指定给他的会议论文——中文名称是“中国做对了什么”——便是用以总结中国改革30年成功最为重要的经验。
周其仁是承担此任的上佳人选。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从事农村发展调研起，无论是作为早期的决策参与者和推动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他始终没有脱离对中国经济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并笔耕不辍。对于这个问题，他早已成竹在胸。
诚然，如作者所说，一篇论文难以全面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这篇论文，以及他在此前后所写的评论文章，集结成《中国做对了什么》一书，其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作者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调查与认识——其中大部分成果都发表在各大媒体的专栏上，并已集结成册，都可以构成回答这个问题的要素。从《数网竞争》算起，这已经是第七本书了。“回望改革，面对未来”这八个字，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当之无愧。
数十年如一日地深入实地调查，周其仁对中国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但从了解到理论高度的升华，得益于系统的新制度经济学训练。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张五常，在其学术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回到香港大学任经济学院院长。当时同行们纷纷表示不解，只有科斯坚决支持。科斯认为，张五常的制度分析本领，对于研究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大有用武之地。这同样适用于周其仁。
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尤其是对产权的研究，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远为重要。相对而言，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产权划分要清晰得多，保护产权的制度也成熟得多，而中国经济的改革起点是一个私有产权基本缺失的体制。在这个环境发生的改革，经济研究者运用制度分析方法自然可以得心应手。
周其仁正是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翘楚。他在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时，把30年改革的进程凝聚成一点，就是通过各种权利的不断重新界定，大幅降低原本高得使中国经济无法运转的制度成本，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经济蕴藏的巨大潜能。其中的关键，是允许整个社会自发地尝试，向各个方向探寻各种成功的可能性；而国家政权的容忍、默许、承认，乃至将其中合理的成果合法化和一般化，则是更为重要的条件。邓小平无疑居功至伟。
精到的理论概括来自对经济现实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经济分析的核心是研究人们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在周其仁看来，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就是要真正了解具体、各不相同的“约束条件”，舍此则无法真正理解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而要了解各种约束条件，就非得亲力亲为进行考察不可。
周其仁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的基础，正是源自他在理论和真实世界间的无数次来回碰撞。在其多年前出版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中，这一点就显露无遗。在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的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回答了“中国哪里做得不对”，以及可能改进的途径。
正如诺奖得主诺斯所说，经济增长不是常态，不增长才是常态。那些能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其原因是找到合适的制度。中国正是找到了能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制度，才有了30年来的高速增长。但是“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利的约束和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着大量未完成的议题……”
不过，“……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这两段话是周其仁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基本判断，也是他多年来乐此不疲地从事经济调研的基本原因。
周其仁 《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对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