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版，39.00元。
马克 □《财经》副主编，北京
2010年1月26日，“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者每人拿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吴敬琏传》。事实上，这个为期两天的国际会议，正是为了庆祝吴敬琏80岁的生日。
面对如云胜友、满座高朋，耄耋之年的吴敬琏继续为“好的市场经济”———他视之为改革的彼岸———鼓与呼，并指出了为抵达彼岸而要做的最重要的四项工作：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二，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第四，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10年前，吴敬琏70岁生日时，经济学界同样举办了一场“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的研讨会，吴敬琏做了一个即兴的开场白：“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10年前的中国，用吴敬琏的话讲就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他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根源。
10年弹指一挥，其间中国经历了两代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和加入WT O之后的意外之喜，经济飞速成长，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贸易总量则已位居世界首位、外汇储备更是超过了西方七国的总和。在70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依托政府强力投资率先复苏，由此引发了对“中国模式”的全球性讨论。
但是相比10年之前，棘手的问题也变得更加棘手。经济层面，国有经济对高利润行业垄断的加剧与全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同步发生、经济结构的失衡与政府企业居民在分配格局中的失衡同步扩大。政治层面，一个在宪政约束下的服务型政府，仍然遥不可及。
2009年10月，在《中国经济60年》的长文中，吴敬琏对问题的实质不再讳言，他写道：“党政经一体化的大公司(T heParty-StateInc.)，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以此为依据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如果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就会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借口)阻碍国有部门改革和改组的进行。(因此，)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
1998年，在大部分人还在回味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历史性成就时，吴敬琏最早发出了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警示，他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和四十年计划经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但是，十余年过去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却越来越大。在上述长文中，吴敬琏有些无奈地写道：“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
70岁时，吴敬琏发出“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的呼声，80岁时，改革的大关仍然横亘在国人的眼前。好在吴敬琏的身体比较硬朗，仍在各种场合为改革鼓呼。也许，10年后《吴敬琏传》会补上新的章节再版，而那时的读者，看到的将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