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扮演上帝这件事上，人们在根本上并无分歧，只是在扮演上帝的程度与范围上意见不一。别看不少国家的民众为了诸如反堕胎、反克隆、反转基因等理念走上街头，但如果要他们真的沿着这一逻辑走下去，去过那种顺应天命的“低碳生活”，那就是痴心妄想了。哥本哈根发生的一切就是证明。
文章来源：天涯博客，作者：西闪
早就有人讲过，如果说计算机与互联网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进步的话，那么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进步绝对来自于生物技术领域。而在这一领域，毫无疑问的，“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在其中扮演着主角。
所谓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又常被冠之以“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等名称。实际上这些不同的称谓说的是同一种核心技术，那就是把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插入到生物体的基因组里，从而引发生物体的形状发生可以遗传的改变。
在三十多年前，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想像是“牛肉味道的西红柿”；二十多年前，转基因技术的成果是含抗生素基因的抗菌烟草；十多年前，转基因技术的新果实是耐储存的晚熟西红柿、抗虫害的棉花玉米以及抗除草剂的大豆和油菜。然而，当转基因的成果真的出现， 人们对这种技术的浪漫憧憬被现实所取代，忧虑就不可避免，争论也随之而来。
刚刚迈过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门槛，长期以来小范围低热度的转基因技术争论骤然在中国升温，却有其格外特别的原因：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向两种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转基因主粮发放安全证书的国家，也意味着转基因技术在实际应用上的重大突破——不久的将来，转基因大米将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主要食物。
在此之前，没有哪个国家，包括转基因技术最为成熟、应用最为发达的美国，都没有从法律意义上允许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于国家的主要粮食作物。而在中国，虽然农业部声明，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目前并未批准进行商业化种植，但是从程序的角度看，这类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这一重大的事件迫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转基因技术上来。
纵观转基因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历史，人们为之所展开的种种争论与辩护，道理无外乎那么几大类。不过，这些道理在中国人眼中究竟份量如何，站不站得住脚，则是另一回事。毕竟，中国人向来认为自己的国情特殊，最不喜欢什么普世价值了。
一般来说，人们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争论总是首先基于伦理学。正反双方都振振有词，焦点话题概括起来就一个问题：“人类能不能扮上帝？”
我想，摆明的回答可能是众口一词的“不可以！” 可是，这个回答未必经得住检验。人类的确不是上帝，很多事情上帝干得出来，人类无能为力。譬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譬如造山运动、生态演化等等。然而没有扮演上帝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没有扮演上帝的野心——一直以来，人类从不缺乏扮演上帝的欲望。这种欲望推动着人类前进，也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越趋近今天所谓的文明，问题越多。那么这种欲望会彻底克服吗？当然不可能。
所以在扮演上帝这件事上，人们在根本上并无分歧，只是在扮演上帝的程度与范围上意见不一。别看不少国家的民众为了诸如反堕胎、反克隆、反转基因等理念走上街头，但如果要他们真的沿着这一逻辑走下去，去过那种顺应天命的“低碳生活”，那就是痴心妄想了。哥本哈根发生的一切就是证明。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更有不同。这时候，“中国特殊论”倒是颇有道理。因为中国人没有上帝，故而不存在能否扮演上帝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从伦理学的角度争辩转基因技术，简直是多此一举。一个名叫叶檀的经济评论员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里为转基因水稻做了不少辩护。其大概的意思是，中国人既然可以在三聚腈胺里掺牛奶，对转基因水稻忧心忡忡岂不是矫揉造作？她的总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且不论这番话的逻辑谬误，不得不承认，起码在中国，用伦理道德的理由去反驳转基因技术，就像一群狼批评一只老虎吃相不雅，难免滑稽。
那么，安全性问题是不是中国人的争论焦点呢？好像是，好像又不是。矛盾体现在各个层面。首先是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就拿农业部刚刚批准的这两种转基因水稻为例，农业部在发布消息时姿态低调，高调的媒体在新闻里语焉不详，各路专家各执一词，网络上群情激愤却充满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尽管“两会”期间这一话题炒弄得沸沸扬扬，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两种作物插入了什么基因，它的主要效用是什么？增产、抗旱涝还是抗虫害？
农业部的专家表示，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经历了长达11年的安全评议。环保部的专家说，转基因会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未知的风险，现在还不知道。卫生部的专家则讲，长时间食用转基因粮食会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也尚待观察。但又有消息说，颁发安全证书乃是包括环保、卫生、科技、农业等多个相关部门联席评议的结果。这真是让人无以适从，既然是联席评议，其最终结果应该由一个高于各部门的权威机构发布，为何却是由农业部一家批准？这种情形下，所谓安全性的讨论不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吗？
从另一角度来讲，这样的讨论又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其真正的问题仍然要交予专家和专业部门来定夺。于此，公众不可能有多少真知灼见。
有些反对者还有一个明显无法求证的理由。这些人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一个惊天大阴谋，就像春秋时期的越国给吴国煮熟的种子那样，此乃美国企图操控和压制中国的诸多手段之一。像这种把转基因技术当作特洛伊木马的阴谋论，大概只有那些军事爱好者和神话爱好者会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最有想象力的人。
还有一种理由十分正当，即公众的选择权与知情权。然而，选择权与知情权如何界定，却是一桩麻烦事情。因为这两种权利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举个例子，我身后的柜子里有两种食品在销售，一种是面包，一种是馒头。你可以要求看到实物后再决定买哪一种，你也有权在这两种食品中任选一样。所谓选择权和知情权都予以了满足。问题是，我可能把馒头的价格定为面包的十倍，甚至超过你的实际购买能力，使得你只买得起面包，那么这样的选择权和知情权有什么价值？转基因水稻，以及未来更多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都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出现在你我面前，怎么办？届时，农民有种与不种转基因作物的实质权利吗？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能保证他们有购买或不购买转基因食品的实质权利吗？
因此在我看来，在转基因技术这个问题上，关键在于如何保障民众的实质权利。说白了，人们要的是决策权，而不是什么选择权与知情权，那太似是而非了。
问题又来了，公众的决策权怎么表达呢？也许这时候人们可以借助一些经济学常识来把握事物的关键——有意思的是，在转基因的问题上，几乎听不到经济学家的声音。作为一个经济学爱好者，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在经济学领域，有两个概念特别重要。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寻租”。有学者说，如果一个学生把这两个概念都搞懂了，就差不多可以拿博士学位了。鉴于我们是为了讨论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拿学位，这里就不多做概念讨论了。不过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成本、寻租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假如甲和乙打扑克，甲乙双方都出50元作为赌资，这100元就是玩扑克游戏的“成本”。可是，假如甲和乙打牌赌钱，要求一旁观战的丙出钱做赌资，输了是丙的损失，赢了归甲或者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甲和乙通过改变游戏规则，转嫁成本给丙的方式来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是“寻租”。
当然，在甲乙丙的三人关系中，丙又不是傻瓜，他难道心甘情愿付出成本，而没有半点收益？除非甲和乙拥有强加成本给丙的能力。比如说，甲是丙的上司，或者乙掌握着丙的生计等等——事实上，经济学家约纳姆•贝泽尔（Yoram Barzel）就把这种“强加他人以成本的能力”定义为“权力”。（《国家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在转基因技术应用这一问题上，毫无疑问，每个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是那个付出成本的“丙”，而谁是寻租的“甲和乙”云山雾罩难以说清。如果我们没有参与和决策的权利，可能永远只能怀疑。“甲”是那些行事低调却举足轻重的大公司吗？孟山都、杜邦或者先锋。“乙”是那些利益攸关的政府部门吗？农业部、食品安全委员会或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专家们。
也许不是，也许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