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19日
只有金融危机急剧恶化到了悬崖绝壁边缘，美国才开始逐步实施更为全面的系统性危机应对方案
此番全球金融危机波澜起伏，影响深重，目前仍多有探讨与争议。亨利·保尔森的新著《峭壁边缘》）（英文版名为《On the Brink》）是目前惟一从高层视角来回忆此次危机处置全过程的著作，是一份珍贵的内幕史料。
作为美国前财政部长，布什总统首席国内与国际经济政策顾问，西方金融危机处置策略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世界上找不出比保尔森更权威的人来叙述这场危机，解读当时惊心动魄的事件链。特别是作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和震中，美国政府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对策略，对于危机的演变、蔓延乃至稳定化解，尤为关键。
出身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普通淳朴家庭的保尔森，到今天还保持着质朴和直爽的性格。在接受了东部常春藤名校一流的教育后，保尔森先是在尼克松政府担任公职，然后到高盛做投资银行家，晋升为这家华尔街最大私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并成为高盛上市后的第一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曾向我亲述其三大使命：一是保持高盛的独立；二是维持并巩固高盛的文化；三是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当2006年春保尔森卸任CEO后转任职财长时，高盛在华尔街和全球投资银行业的领导地位已达巅峰。
保尔森出任财长，多数评论家的看法是为布什政府增添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但在一个似乎重国防反恐而轻经济民生的政府里，加之尚不到一届的任期，保尔森可能难有真正建树。然而，没想到等待他的是这样一场金融危机。保尔森没有能够平淡安逸地度过政府的岁月，而是负责主导、设计、协调和执行了美国处置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对策。
许多观察家特别是欧洲人，把这场危机的恶化简单地归于美国没能挽救雷曼。但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经济在多年空前繁荣下失衡加剧，信用膨胀，尤其是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无论是贝尔斯登、雷曼还是AIG，都只是危机的表征，而非本因。美国当局最初的确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和全局性，过久地依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个案处理方式。尽管如此，我怀疑任何人即使理论上有先知先觉，也未必能使实际结果显著不同。
鉴于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市场经济传统和决策机制的高度分散与相互制衡，很难想象美国在危机之初就可以出台大手笔的危机综合处理方案，即使财长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也非常有限。就如没有珍珠港的惨痛损失，罗斯福总统也无法动员美国向日本宣战、参与“二战”。同样，只有在2008年秋继雷曼、AIG和美林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震撼性事件之后，在前所未有的市场恐慌、信用冻结、流动性干枯，西方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危急关头，保尔森才有可能到国会山兜售他的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
但是，尽管保尔森在众议院议长面前单膝下跪，也不能阻止众议院第一次投票时扼杀“TARP”提案。TARP计划最终在国会勉强通过后，保尔森著名的“三页纸”提案也照例变成了上百页长的繁琐法案。事实上，只有在金融危机急剧恶化到了悬崖绝壁边缘，美国才开始逐步实施更为全面的系统性危应对方案，包括直接注资、银行负债担保、流动性支持和资产担保等。
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无论保尔森主导的危机处置方式和手段有多少不完善之处，他的决策与行动都是为了拯救美国和世界金融体系，为了捍卫全球投资者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信心。人们应当看到，保尔森在总统大选之年、共和党政府强弩之末时所推行的危机应对政策，后来都被奥巴马政府毫无保留地继承、延续、加强和贯彻。尤其重要的是，时间证明，保尔森的全套危机应对政策最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猖狂肆滥，阻止了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的崩溃，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保尔森青年时代就有投身于公职的理想。笔者曾送过他一幅描绘中国岳阳楼的国画，上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保尔森知其题意后，把原本在财长办公室的一幅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名画取下，送回华盛顿国家艺术博物馆，而把这幅中国国画挂在他的办公室中央。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执主任
《峭壁边缘》，亨利·保尔森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