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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不因危机而改变

     学者、官员和一线企业家在字里行间显示出对经济前途的关心和担忧,但也仅止于此,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都只是在一个论坛上的高谈阔论,具体如何呢?我们还得看政策和行动。

     即便如此,这本《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仍有十足的理由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本书收录了“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精彩演讲与对话,并根据话题补充了重要的延伸阅读。撇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金字招牌不说,作者名单中包括蒋正华、李金华、厉以宁、李荣融、解振华、黄奇帆、马建堂、张维迎、马蔚华、王中军等经济学家、政府高层和企业家在内———夸张一点说就是中国经济本身。

     经历了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实践领域,都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总结。偌大一场危机,在经济学界引起的震动自不待言,而中国在危机中的较好表现引起的涟漪更不仅仅是学理上的: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现存经济制度是抵御危机的良方吗?业已进行的改革有必要继续吗?……何况中国企业,从国有能源巨头、钢铁企业到民营企业都跃跃欲试,争相趁着危机在海外拓展市场,一种膨胀的自信心潜藏在人们心底。

     极端的观点说“美国垮了,市场经济失灵了,中国为什么还要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金融体制没有自由化”,对危机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政策。最忌讳的当是盲目的自信,以及借机对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的阻碍。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总体来说已经告一段落,但经济恢复增长的基础仍然薄弱。判断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走势,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金融危机过去了,中国的问题还在。此轮金融危机肇源于美国,是美国的金融发展过度,在金融衍生品领域的监管不足,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问题不在此。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国的问题是旧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因金融危机而改变,更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回避。

     “中国经济怪圈问题背后的关键实际上是体制问题,我们有很多体制改革仍需要继续”,厉以宁说。体制改革本应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内涵,没有完成的内容还很多,其中产权制度、企业管理水平、民间资本的活力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都刻不容缓。但是因为金融危机,很多领域在走回头路,比如国进民退、房产泡沫、民间资本无处可去只能炒房等等问题。

     如李荣融在书中所言,国企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考验,比起从前在各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在企业管理水平上也有进步。但是再一想:这种成功到底有多少是靠垄断地位得来的?国企的成功是否延缓了本应继续推行的国企管理制度和收入分配改革?国企的成功是否影响到一个健全市场的发展?……相信读者诸君也会多少有点悲观情绪,如果企业办好了,市场给毁了,经济活力失去了,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辛辛苦苦的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

     张维迎就认为:“GDP本来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生活得更好,大家的消费可以持续地增长。现在倒过来了,为了维持GDP的增长,号召大家增加消费,目的和手段完全颠倒。”类似的本末倒置在中国经济中有太多的例子。我们到底为了什么?笔者认为持续的改革以及健全的市场体制应该是中国经济的目标。这是个老问题,中国已经追求了很多年,从梦想步西方后尘发展强大就开始了。如今,我们仍然在这个圈子里打转,缠绕在前现代的难题中。

     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持续改革,要改革的领域太多,要创新的地方太多,不要因为一场跟自己关系较远的危机而沾沾自喜、更不能被既得利益的蛊惑遮蔽、不要沉浸在虚幻的胜利中,忘记了原初的目的。

     书中的企业家说得都很微观,但他们是市场中的主体。马蔚华带领招商银行的创新、彭小峰在太阳能领域的耕耘、华谊在电影界的跋涉……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停息,改革更不能止步。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迫切需要调整,市场机制的完善更是需要持续的努力。何况经济还压在若隐若现的楼市泡沫之下。

     所有的人,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官员、学者和企业家,都是聪明人。聪明人都会意识到某些胜利是虚幻的景象、是遮蔽一些问题的幌子,某些棘手的、艰辛的困难才是迫切的。但聪明人也会纠缠在一己私利中,而中国经济恰好掌握在他们手中,我们恰好处在其中。

     希望全球经济的后危机时代,能给中国经济的前现代难题带来曙光。

    ● 延伸阅读

    《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张五常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1月版,32.00元。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张维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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