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企业家，登上财富榜的首位，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这名企业家是“野蛮”成长起来的，登上富豪榜可能就是一件坏事儿，中国例子真不少，吴英、张文中、刘根山、顾雏军、周正毅、黄宏生、黄光裕……有人更是将胡润发布的富豪榜戏称为“杀猪榜”。如果这名企业家是文明成长起来的，如比尔·盖茨、乔布斯，登上富豪榜，不仅是对企业家自身价值的认可，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有力导引。
中国人强调“盖棺论定”，我不敢肯定四川新津的刘永行、刘永好、刘永美（陈新育）、刘永言四兄弟一定是文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一定不会出事，但至少到目前，刘氏兄弟还没有出事。也许正如刘永好说的那样，“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他们也许真的不会出事。三十年来，刘氏兄弟不仅是各类财富榜上的常客，曾经登上首富之巅，而且企业发展一直顺风顺水、财富与日俱增。
成功的经验虽大抵相似，但终究只是大抵相似，背后一定有各自的不同。期待一本书道尽刘氏兄弟的所有成功秘诀，是不现实的，也许特有的成功秘诀一直深埋在刘氏兄弟的潜意识里，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楚。但通过《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的记述，大致还可以嗅出刘氏兄弟基业长青特有密码的一二。
有一段时间，新闻媒体对“中华老字号”的报道比较多，说1600多家“中华老字号”现在只有10%还在“苟延残喘”。我曾经非常不理解，这些企业拥有曾经的“基业长青”秘诀，拥有无与伦比的品牌资源，为什么复兴起来就那么难呢？有分析家说，原因在于这些老店经营内容传统陈旧，家族传承经营方式固化老化僵化。读《首富长青》这本书，1995年，刘氏兄弟为了避免被利益之争冲垮血缘关系的坚固堤岸，“亲兄弟，明算账”，明晰产权，各自走上自己感兴趣的发展领域：刘永言致力于电子产品的研究和中央空调的开发，掌管“大陆希望”；陈新育孜孜不忘农业，掌舵“华西希望”；刘永好与刘永行以长江为界，分别掌管“新希望” 和“东方希望”。
有人把中国富豪榜上的罪犯富豪问题归因到制度，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无法为后来者指明正确的道路。刘氏兄弟之所以基业长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顺应大势，一步一步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处理好了政商关系，从不钻政策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刘氏兄弟辞职创业，是得到了四川省副省长批示的；成立私营企业集团，是得到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成立民营银行，是经国务院批准的。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这只是一个习惯了的借口，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借口。张小平在《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中，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当时的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准备从养鹌鹑转型到生产饲料，因此极需要一块土地来盖新厂房。他们的发展计划受到了当时的县委和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就是卡在了当地的县国土局手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县国土局领导曾经提出过索贿的要求，但被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拒绝了。在索贿没有得逞之后，那位领导恼羞成怒，坚决不给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建厂房的土地。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气之下，只得忍痛割爱，杀掉了当时价值几百万的鹌鹑，腾出地方来盖厂房。
由这个细节，张小平提醒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企业家，绝不是江湖豪客。江湖豪客可以“身不由己”，但企业家必须走向“窄门”。如果刘氏兄弟当时没有走“窄门”，估计早已被判“行贿罪”而成阶下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