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美]乔治·阿克洛夫 ，罗伯特·希勒著，黄志强译，2009年7月第一版，234页，34.00元
经济学家对动物精神的阐述，源于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构建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代表作《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当时，凯恩斯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来突出个人（企业家）信心对经济后果的重要作用：要使国家恢复市场经济秩序，带动经济走向繁荣，投资家和企业家必须在预期并不明朗时依靠他们的勇气或冒险精神，把他们的钱再度投入市场之中。
行为经济分析有助于改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学说史中，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研究和关注人类的经济行为和心理预期，并展开一系列视角和方法不同的分析。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类行为》（Human Action）可以说是其中一部具有重要开拓意义的著作。
这一著作为建立在米塞斯人类行为学基础上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展示了一个案例分析，或者说是对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调查。此作排斥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捍卫一种先验认识论，并且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绝然确定性作为基础来巩固其人类行为学。米塞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把政府计划经济体制远远抛在后面，而且最终成为文明本身的基础。
对于米塞斯来说，经济难题就是行动或行为的难题。人类通过行动驱散不安的感觉，但只有当他理解他想要满足的若干目标以及可获得的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时，才能在行动中获得成功。
人类属于因果关系世界的事实意味着：在有关如何满足其目标方面，他面临明确的选择。人类行为是选择满足目标之最佳手段的人类理性的应用。理性的心灵对不同的选择给予估价和评分，这就是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人类行为涉及动态机制。行动的反面是无行动和不作为，更有甚者，行动的反面是满足。在充分满足的状态中，没有行动，没有努力去改变事物的现存秩序。人类之所以会行动是因为人类从不会充分满足，并且永远不会停止。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满足-均衡分析和无差异条件的基础之上。虽然有些经济学家构建了动态模型，但是动态均衡的概念是由米塞斯奉献的。
实际均衡也许涉及循环的周期，而不是真实的动态机制。真实的动态机制涉及非重复的演进变迁。米塞斯以“剩余的简单状态”（the plain state of rest）来解释动态变迁。剩余的最终状态涉及充分满足人类欲望的完备计划。“剩余的简单状态”是从过去的人类计划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暂时性和不完全均衡。虽然任何计划的集合都是不完备的，行动意味着试图改进每一连续的计划集合。从一种“剩余的简单状态”移动到另外一种，展示了变迁的进程，不是演进的变迁便是非演进的变迁。
米塞斯把进步与利润联系在一起。来自自愿交易的利润是经济成功的标志。正是利润的货币计算指出了企业是否产生了顾客福利的净增加以及是否覆盖了真实的经济成本。米塞斯在经济计算与货币计算之间得到的紧密联系引导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价格（货币利润是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来的）是改善人类条件之进步所必需的。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就没有经济计算。米塞斯的一个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观点是，货币计算主要发生在金融市场。货币计算是极其重要的。
米塞斯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因为正是企业家实际上进行了货币计算。这一事实把企业家置于所有进步（和失败）的中心。那些比对手更精确地估测了成本的企业家获得了高额利润，同时也为顾客提供了服务。此类人在产业中崛起成为业界的佼佼者，那些在计算中出现严重失误的企业家则经历经济损失并停止直接生产。米塞斯描述了对企业家才能的这一市场测试，作为真正发生作用的唯一试错程序。货币计算、经济投机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形成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基础。
而凯恩斯则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情感可以由消费者信心来加以测度。信任也可以被包括在“动物精神”之中或者经由它而产生。除了由投机所引发的不稳定性之外，还有人类本性特征所引发的不稳定性，我们积极行动的相当大一部分动力依赖于自发而无意识的乐观主义，而不是依赖于数量化的预期，无论是道德的、效用主义的还是经济的预期。
大多数经济行为源于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很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人类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预期具有可变性，这种可变性常常由“动物精神”所驱动。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所进行的长期预期包含很大比重的非理性冲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乔治· 阿克洛夫教授和行为金融学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在他们近期畅销的《动物精神》一书中，对凯恩斯的动物精神一说作了这样的阐述：“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纪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词是‘心灵的’或是‘有活力的’。它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
在现代经济学中，“动物精神”具有略微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它被用来特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还意味着我们和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特有联系。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
有关长期契约与理性预期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引入“动物精神”的理念，尤其是那些研究就业与工资波动的劳动经济学家。比如工人反对降低他们的货币工资（实际上是名义工资），而雇主在经济困境压力下不情愿支付原有工资水平，因而出现偏离充分就业的失业现象。这样的博弈造成工资水平在较长时期内的缓慢上升。
根据这一说法，由需求变动引起的就业波动是因为工资和价格并非同时设定的。在宏观经济学中，这一概念被称为“交错契约”。为了说明交错契约，首先我们应当了解长期劳动契约论的内涵。
长期劳动契约论认为：劳方为避免劳动市场风险（工资变动和失业风险），希望与资方签订长期契约；资方为了减少谈判成本，以及谈判可能引起的劳资摩擦也同意签订长期契约。这就使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难以随市场变迁而变迁，使工资具有粘性。 新凯恩斯主义者斯坦利·费希尔用一个长期劳动契约模型说明，尽管有理性预期存在，积极的货币政策还是能影响实际产出。他从单期契约、交错契约和指数化契约分别说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如果所有的长期契约都在某个时期中签订，经济中就盛行单期契约。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调整工资，工资水平与某一时期以前的所有的信息相关。就业水平由引致需求决定。当生产中需要的劳动力增加，其工资也提高时，影响总产出水平的只是随机扰动。如果货币是中性的，那么，在充分就业时调整工资，货币对产出就没有影响。
假设人们在任何时期都会知道下个时期的货币供应量，在工资契约调整时，名义工资就能反映期望价格水平，以维持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为常数。货币政策虽然不能影响产出，却能影响价格水平。所以，货币政策能够调整价格总水平，使价格总水平保持均衡，以减少厂商经常调整结构所付出的代价，增进社会福利。
就理性预期下的单期契约而言，货币政策不能影响总产出，但可以影响价格总水平，并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所以，即使存在理想预期，经济政策还是有效的，应构建和推行积极的货币政策。
所谓“交错契约”是指厂商和工人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地签订长期契约。交替长期契约使名义工资有了刚性。在货币供给量为厂商和个人所知晓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仍然会影响产出水平。具体原因是：当政府调整货币供给量时，总有些厂商的劳动契约尚未到期，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并不影响这些劳动契约，与这些劳动契约有关的工人的名义工资不变。
只有契约已经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名义工资可以调整。政府针对经济中的扰动所制定的货币政策，虽然不能影响契约已经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实际工资，却能影响那些契约未到期的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而导致产出水平发生变动。
当经济中存在某种特定的指数契约时，货币政策无效。然而，在实际经济中，这种特定的契约通常不存在。所以，一般地说，即使存在指数化契约，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仍然有影响。特定的劳动契约指工资与价格完全指数化的劳动契约。
确定这样的契约需要忽略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动、规模经济效应等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对厂商确定劳动契约是十分重要的。如厂商经常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变迁和技术水平的变迁来调整工人工资。因此，完全指数化的契约在经济中很难找到。不论单期劳动契约还是长期交替契约，都难以按照精心构造的特定的劳动契约去调整工资。因而货币政策总是有效的，总能影响实际产出。
长期劳动契约论指出，在理性预期存在时，货币政策仍能影响实际产量。这既坚持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能稳定经济的主张，又局部地修正了理性预期学派关于政府政策无效的结论，说明政府政策不必通过愚弄经济行为者来发挥作用。在货币政策已被人们知晓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经济仍有以下作用：
首先，对只有单期劳动契约的经济来说，货币政策虽不能影响实际产出，但能影响物价，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其次，在流行交错契约的经济中，货币政策不因经济人的理性预期而失效。它能影响契约未到期雇员的实际工资，从而影响产出和就业。再次，在交错契约指数化经济中，连续几个时期货币存量的变动直接影响产出，导致总产出水平的变动。
“动物精神”与创新动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动物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件，它体现了乐观、冲动和冒险精神。投资与创业的成功概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风险预期和风险偏好程度。一旦乐观、冲动和冒险精神有所减弱，而一时冲动的乐观情绪又有所动摇，以致迫使我们只能以数学期望值作为从事经营的根据时，企业便会萎缩和衰亡，尽管畏惧损失并不比希望获得利润有其更合理的根据。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节点上，当人们回顾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的轨迹时，不难发现改革实质上已陷于停滞的风险，在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以往在通往市场经济目标的转轨进程中所达成的阶段性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
权力腐败、垄断利润、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与收入分布的严重不公平现象，造成社会群体的加速分化与整体社会利益纽带的断裂。由于公民与政府之间尚未形成明确和有效的社会契约关系，委托人-代理人的监督约束机制长期缺位，纳税人与财政支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利益指向与互动关系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我们已到了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强化的深水区，社会群体在加速分化，在这种时候，企业家肩负着双重职责，一方面他们需要获得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并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低利润水平，另一方面他们还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能，增加或维持一定规模的就业人数，本身就是企业对社会稳定与经济福利的重要贡献。因而我们呼唤并倡导“动物精神”，实质上就是在呼唤市场经济机制的复归，它符合人类在自发竞争中提高绩效和竞争能力的天然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