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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谋杀案的死者是世界经济

 

《大崩盘2008》,(澳)郜若素、戴维·莱威林-史密斯著,唐杰、孔志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版,35.00元。

     1986年,在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会见中,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一直克制住想把自己离小个子伟人的痰盂最近的脚抽回来的下意识举动。在此之前,他刚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所宣称的“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意味着什么?是亚洲四小龙当时的收入还是届时的预期收入?邓小平清了清喉咙,说:“是现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满意。”

     在《大崩盘2008》的开篇,墨尔本大学校长特聘研究员和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特聘教授、华盛顿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主席郜若素(Ross Garnaut)通过这个绘声绘色的故事,引出自己对四分之一世纪后全新的“白金时代”的描述:“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最广泛的、最迅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率先领跑,其他发展中大国也拥有类似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全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生态因此改变,在全球化的光环下,世界性的总体繁荣似乎近在眼前、如此美好。

     接下来呢?这本书的名字已经给了我们最好不过的回答。大崩盘突如其来地发生了。“欧美大型银行及券商在半年内裁员超过25000人”、“离北极圈只有200公里的挪威海港小镇纳维克投资的次级房贷证券蒙受巨额亏损,甚至发不出政府员工的薪水”、“次贷危机连累美元贬值,印度旅游部长宣布不再允许外国游客用美元购买景点门票,而要使用当地货币卢比”……全球化原来是把一荣俱荣又一损俱损的双刃剑,更是一幕脆弱不堪的华丽布景。连《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都已经开始哀悼:“我们应该记住2008年3月14日这天,它是全球自由资本市场之梦破灭的日子。近30年来,我们一直在向市场驱动的金融体系迈进,但在美联储做出拯救贝尔斯登投资银行的决定时,这一时代结束了。”

     “白金时代”落下了帷幕,但说故事的人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在过去的两年间,无数的专家学者、报刊媒体试图去真实、完整、准确地复述这个故事,却常常陷入各执一词、挂一漏万的窘境。在郜若素看来,将繁荣与恐慌放大了的群体行为、全球失衡、金融创新的“聪明钱”模式、贪婪和道德标准降低,这四大因素都是2008年世界金融体系大崩盘悲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他希望能避免盲人摸象的做法,尝试“从总体上描绘这个‘大象’”。

     可以说,郜若素的努力是成功的。《大崩盘2008》融合了全球视野、整体史观、专业分析与生动描述,难怪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怀特·帕金斯称赞此书“就像在讲述一场神秘的谋杀案,只不过在这个案件中被谋杀的是世界经济”。祸害常积于忽微,当全世界在为“白金时代”的空前盛世呐喊叫好时,飓风正在蝴蝶的翅膀上形成,海啸正在潜沉的洋底诞生。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与教训,使得东亚与东南亚各国决定不再让自己处于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而被迫接受苛刻条件与有害政策的境地,因此它们“采取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国内的支出增长远低于这些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增长”。这种以“中国道路”为最主要代表的增长模式与重商主义,让东(南)亚诸国与资源出口国积累下殷厚甚至触目惊心的资本盈余,并让盎格鲁国家的巨大赤字得以被支持。“能够提供方便的、低成本的资本流动的制度”的长期存在,让国际失衡持续不休。

     而正是人口(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高峰期)、金融(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使个人能更容易地直接参与买卖证券)、政治(多国相继修改资本利得税相关法律)、心理(偏好投机的癫狂与非理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终于将兼具高经济增长、高人口增长、宽松金融流动性的繁荣的“美好时光”变为“疯狂时刻”的泡沫。当各国的经济波动获得更多的汇通渠道并互相强化时,金融交易自由化既为繁荣时期的群体行为提供了更大动力,又在崩溃与萧条时期扩大了群体的恐慌与不安。上世纪30年代,国联曾用“蛛网螺旋”图表说明1929年大萧条使世界贸易连续33个月下降,而2008年的大崩盘仅用了9个月,就到达了1929年大萧条最初21个月的下降幅度。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阿利伯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专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所警告的“全球化的黑暗面”,终于以这样一种丑陋而险恶的相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危机是我们的影子。可惜人性的丑恶总会让我们不断地被同一块石头绊倒。郜若素转引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金融狂潮简史》中的告诫:“金融业务并不适合创新……金融界一次又一次为各种平淡无奇的发明欢呼雀跃,而这些发明经常会使金融业务更加不稳定。”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去看加尔布雷思的另一部作品《1929年大崩盘》:加尔布雷思希望能通过记载那段令人窒息的日子来“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但该书除了在每次新的经济危机后被人重拾并再版外,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那些金融界的盲目乐观、被少数人操纵的权力、历史的惨痛教训,“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敦煌洞窟中的奇绝壁画、执拗地拒绝下跪的马噶尔尼使团、华北的蓝天在2008年后依然带着一片萧条期的湛蓝……郜若素在寥寥数笔间,便能将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他又是如此低调,以至于我们需要翻查官方资料,才能发现全书开篇那位故事里的主人公之一、1996年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原来就是郜若素本人。于是我们可能更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外国人的判断:2008年的大崩盘削弱了盎格鲁国家等金融业发达的经济体的实力,而中国、印度等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大国将以比从前预期更快的速度崛起;在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成为核心问题。

     但我们不应忽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中监管者和银行家在这次金融海啸里的同流合污,与过去的金融危机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精英商业利益集团得到了政府的暗中支持,而金钱政治机器这个怪物一旦开动,就难以止息。要知道,发达国家探索与尝试的失败,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现有模式的成功与正确;相反,在繁荣时的过度乐观和在萧条时的过度悲观,所带来的失败总是殊途同归。

     “最好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此话不仅仅是在大崩盘中输者的叹息与无奈,更应当是暂时的赢家在志得意满之余所重视的劝诫与警告。我们所应该做的不是庆幸自己免于此难,而是更多的警觉与谨慎。回想起来,“白金时代”何尝不是一段人人信心满满、无忧无虑的日子。但命运的骰子在诸神的黄昏中掷出,古老的谶语带出无人预知的悲剧。从晴朗天空的地平线上远远地飘来一朵金色祥云。你看,它镶着几乎难以被察觉的乌边,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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