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终结》，(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版，35.00元。
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校园里，一位以中国研究为专长的教授正在课堂上描绘中国在他眼中截然不同的两幅面孔：一边是高楼林立、霓虹闪耀的中心城市，其发达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座人们所熟悉的欧美都市；而另一边则是依然贫困、凋零和相对封闭的广大乡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似乎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太大的改变。
应当说，这位教授眼中的中国形象正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改变。伴随着20世纪末以来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城市化的扩张以及工业文明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中国乡村正在面临着新的发展与选择。只是，这种变革与发展究竟会走向何方，则是同时困扰着学界与政府部门的一个难题。在与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的交往中，最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村庄的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农经营模式在重新焕发活力之后也很快达到了顶点。而眼下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伴随着荒芜的土地和乡镇的衰败，农民们的怀疑似乎也不足为奇。
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究竟给乡村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机遇？传统的乡村生活与现代经济理性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距离？村庄和农民在这场变革中又面临着怎样的选择与发展？中国当下乡村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1927-2003)1967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La FinDes Paysans)一书中，似乎都能看到类似的思索与探讨。
农民离开土地
亨利·孟德拉斯出生于1927年，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社会学专业的系统训练，深受“芝加哥学派”注重经验研究传统的影响，与法国本土研究着重形而上思辨的传统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农民的终结》一书就是作者在经历了上世纪中叶法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革之后，所展开的反思与探讨。
作为欧洲传统农业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农业经历了与当下中国类似的一些转变：“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迅速推进……农业劳动者纷纷离开土地，轻而易举地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当时的传统耕作者对这一情形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赞成年轻人出走，认为他们是在寻找更好的出路；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外流在他们看来也像是一种叛逃或开小差。在传统农业耕作者看来，农业首先是指农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眼中农业的繁荣首先就应该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繁盛，而眼下大量农田荒芜的景象则让他们想起苦难和饥荒。然而，技术人员和改革者则对劳动力的流出持更加乐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代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农业劳动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可以更多地依赖生物技术与机械化程度，因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实际上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中化提供了机会。
孟德拉斯则更加谨慎地指出：农业人口外流只是农业进步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同时意味着乡村社会丧失了最具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未来发展的希望，如果他们不再回来，那么留守乡村的老年人只能延续之前的生产方式，而无法给农业生产注入最新的观念和技术。因而，在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另一面，“需要新一代的青年农业生产者对经济的前途和乡村职业的高尚重新确立信心”，“利用这种人口外流再次获得土地和扩大经营规模，并在技术现代化方面作出异乎寻常的努力”。事实上，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过程，在农业人口减少2/3的同时，实现了农业产量的惊人提高。
农业社会的两种理性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孟德拉斯提出了“小农经营模式将逐渐消失”的大胆判断，这也是著作标题“农民的终结”背后的含义。传统小农(Paysan)经营模式是指18、19世纪以来，在欧洲大陆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轮作农业体系”(它同时也是小农家庭经营达到最高峰的标志)为代表的一种农业耕作模式。在这样一种耕作体系下，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休闲被取消了，通过交替种植各种不同类型的作物，以及耕种植物与饲养牲畜的巧妙组合，可以使地力不被轻易耗尽，并且在为牲畜提供足够草料的同时，田地也得到了厩肥的补养。这样一套复杂的耕作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类生产中的副产品，并通过各种精巧的计算，使得农民家庭生活的需要即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也能够得到最低保障。应当说，这样一套传统经营模式对中国农民而言并不陌生：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模式同样是通过对家庭劳动的精巧计算，来实现家庭生计的平衡与风险的最小化。
长久以来，小农生产体系的平衡保证了社会体系中食品和人口的暂时平衡。因而任何新事物或新技术的出现，在尚未并入已有的耕作体系之前，无法再被这一经营模式所接受。孟德拉斯以20世纪50年代法国政府推广的杂交玉米为例，来说明这样一套经营模式的一体性。
在传统的生产系统中，农民种植玉米主要用来让妇女们饲养家禽，因而种植的数量不多，付出的劳动也比较简单。而杂交玉米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护理，另一方面，虽然产量很高，但却没有“实际效用”，因为主妇们无力饲养更多的家禽。即便有人收购生产出来的杂交玉米，农民们仍然感到恐慌，因为他们想象不出这些“多余出来”的玉米被运到何处，有何用处，这一切超出了他们日常经验所能预知的范围。或许，在杂交玉米的推广者看来，杂交玉米的高产已经从经济理性上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项新技术的“合理性”，但却没有预料到在实际推广过程中会遭遇农业社会一体性的拒斥。孟德拉斯说：“推广者只看到每一细小变化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带来的好处，却没有深刻地体会到变化所带来的使农业劳动者感到不安的最终结果。更容易影响农业劳动者的是他们的整个生活体系，而不是细小的进步。”
杂交玉米的事例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埋藏在农业社会中两种理性的机会：一边是强调社会与系统平衡的“传统理性”，另一边则是注重投资-收益比的现代“经济理性”。在前一种理性看来，农业劳动者生产的是维系人类和家庭维存的高贵产品，正是它使得造物主的杰作得以延伸。因而农民的角色在于生产而非销售。这种理性所倡导的美德在于辛苦的劳动，省吃俭用，精巧计算以避免一切额外的支出——— 不论是消费性支出还是生产/投资性支出。然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展开，城市化过程加剧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需要被供养，现代市场体系形成了，并在极大程度上冲击着传统家庭经营模式。“一切农业生产都受消费者的欲望和市场的变化所支配。像其它生产领域一样，农业也必须服从工业社会中技术和经济变化的节奏。”传统轮作制满足家庭生活基本需要的功能在现代市场化浪潮中显得微不足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大众化生产要求农业劳动者从家庭经营中跳脱出来，转向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并以现代企业家的职业素养来寻求自身投资的最大收益。
“看得见”的现代化只是表象
然而，从传统理性向现代经济理性地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在很多时候，农民们会感到极大的惊慌与无助，因为这种转变同时意味着心态和人格的深刻改变。仍然以杂交玉米的推广为例，孟德拉斯看到在这一技术推广的过程中，农民们要么拒不接受，要么在看到邻人或更大的经营者取得成功之后，他们又很容易陷入“象征性现代化”或追随模仿的困境。
所谓“象征性现代化”是指农民只是接受了现代化的表象———例如购买拖拉机等大型机械，而不是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投资盈利的可能。“模仿比自己更大的经营者，这是农村技术进步传播的根本机制，它引导一些小经营者落入可悲的境地，因为他们所模仿的是大经营者最符合‘进步’的主体形象的行为(如购买拖拉机)，而不是去模仿自己力所能及的最有效的措施(化学肥料和人工授精)。”由此可见，“看得见”的现代化设备或者说表象，相对于“看不见”的投资理念而言，往往更容易被农民所感知并接受。如何从“象征性现代化”转变为真正具有现代投资理念的现代农民，则是一个更加持久和艰难的过程，它是要通过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全面转变相辅而行的。
追随模仿则是农民们在看到成功的经营者之后很容易陷入的另一种情形。由于在法国当时的农业体系中，缺少国家和基层农民之间有效沟通的中间层次，“政府、农业部和计划总署直接与200万农业企业家相联系”，在这种情形下，农民是如此分散，而意见又无法统一，结果导致“价格”成为传递国家宏观决策的唯一机制。对普通农民而言，追随市场价格的波动，或者模仿那些更大的农业经营者似乎成为他们仅有的选择。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往往是悲惨的。
仍然以杂交玉米的推广为例，孟德拉斯注意到，在国家提高了玉米收购价格之后，一些不适宜种植这种作物的地区(博斯地区)，也开始模仿那些由于种植杂交玉米而获益的农民，结果使得玉米产量过剩，国家与农民两败俱伤。由此，孟德拉斯特别强调了发展农业劳动者组织和机构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只有通过农业联合会的发展，才能提高农业劳动者自身制定专业化和地区性措施的能力，并提高自身在市场竞争中讨价还价的能力。
乡村的未来
可以看出，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与20世纪中叶法国农村相似的经历、困扰和怀疑：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实现农业耕作的规模化，市场体系对传统经营模式的冲击，农业传统理性与现代经济理性的碰撞、紧张与矛盾，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以及小农向现代经营者转变等等，都是当下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核心问题。在这些关键性的转折上，中国农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法国之前的经验和教训，二者又有何差异与特殊性，则值得进一步探究与思考。
乡村的未来究竟如何？或许在怀念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人看来，宣告小农经济的死亡是令人悲痛的，但是孟德拉斯反问道：“凭什么要迫使农业劳动者继续生活在过时的生产结构中呢？这种结构使他们无法得到劳动分工的好处，注定要走向贫困。”事实上，在该书出版20年跋中，孟德拉斯注意到在小农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的衰败；恰恰相反，法国经验显示在经历了30年的转轨之后，乡村社会经历了惊人的复苏。“10年来，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的话，他们甚至会在乡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来了，一个拥有20户人家和若干处第二住宅的村庄可能只有二三户是经营农业的。这样，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在孟德拉斯的描述中，80年代的法国乡村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城市的年轻人去乡村参加户外娱乐活动，乡村的生活方式与新鲜的农产品成为吸引城里人前往定居或短住的重要因素。
总之，“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可见，“小农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相反，它为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李洁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