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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中国官方GDP数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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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king of National Economic Forecasts》 Lawrence R.Klein 著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年3月版

  来访中国次数最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是哪一位?答案应该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克莱因。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他访问中国的次数竟然超过50次!克莱因与中国的缘分匪浅:1979年,率领“文革”后第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的正是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兼计量经济学会主席的克莱因;次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再次来华,举办了鼎鼎有名的计量经济学暑期讲习班——即有着“黄埔一期”称号的“颐和园讲习班”,为中国培训第一批计量经济学人才;此后,他一直与中国学界和学者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合作,这样的情结或许也和他1940年代参加美国共产党的经历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克莱因的贡献在于“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多年来,克莱因致力于构建与发展LINK计划,将各国关于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链接”起来,以形成一个全世界的宏观经济模型。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领导在1985年终于“批准中国参加克莱因的世界经济预测模型系统”,并促使统计部门放弃多年来使用的苏式“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体系,转而采用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体系。

  在担纲主编的新书《如何进行国家经济预测?》(The Makingof National Economic Forecasts)中,克莱因与各章作者一起介绍了通过LIN K计划发展起来最为前沿的预测技术方法与最新的预测结果。书中强调了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经常性的、短时距的经济预测成为可能——潜在使用者的更高要求以及大量资料数据的更容易获得,使宏观经济预测已经由以前常用的年度、季度、月度预测推进为涉及每周、每天甚至每小时的预测,而书中所提及的预测技术的使用范围则涵盖了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各式各样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国家与转型经济体。

  这本书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枯燥严肃,细读起来可以说饶有趣味、别开生面。例如,身为发达国家的德国,由于在二战后一度被分割为两个独立经济体,即使在成为西欧经济体量最大的统一国家后依然缺乏足够时长的全国统计数据,因此需要采用更短时距的统计技术;相反,墨西哥虽然只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因为政局稳定、国土固定,其充足的经济数据记录可以回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而且其身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近邻以及最主要的劳动力来源地,因此对墨西哥进行的研究是相当有趣和有意义的。书中的研究还密切关注与比较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各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亚洲巨人之间的较量,认为中国在重视政治稳定性与划一性的前提下强调经济政策指导与规管,并一再宣称自己要以“中国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印度的经济学家与政策执行者们宣称自己秉持“民主的原则”来发展经济,预计印度未来的年增长率为7%到9%,紧随中国的预测值9%到11%之后位居亚洲第二。这一结果自是见仁见智,但其背后的科学分析方法与研究过程依然值得重视与关注。

  在序言中,克莱因特别提到,在2002年时,曾有部分西方学者质疑中国的官方GDP数字,认为它们是“被夸大了、不可信的”。当时,克莱因与奥兹马库合作撰写了《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一文,根据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的年度数据,对电力、煤炭、原油、钢产量、粮食产量、民航运输、实际工资、消费价格指数等多个指标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结论是:这些从不同资料来源相当独立地收集得到的指标对中国经济来说具有广泛代表性,而它们的变动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GDP数字的变动是一致的。克莱因指出,这并不是支持或否定了中国官方的GDP数字,只是说明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统计结果。

  耐人寻味的是,书中关于中国一章的标题是《预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在文中更多地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为推动因素而非成就的客观反映,因为它们“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应的投资活动”。而早在冷战时期便对前苏联的经济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深有研究的克莱因在用类似方法考察俄罗斯的经济后,特别强调“俄罗斯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动态与其他非转型的主要经济体非常近似”,但他并未对中国下此结论。这隐隐透露出一种值得引起注意的思想倾向:质疑甚至努力证伪那种认为印度式民主或俄罗斯式休克疗法带来混乱和缓慢、而东亚发展模式则代表稳定与高效的观点。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曾说过:“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中,很少有人像劳伦斯·克莱因那样拥有这么多的追随者和这么大的影响。”但无论克莱因如何曾具有左倾背景、如何长期亲华知华,在西方社会成长与生活、接受过最为系统与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他,无可避免地会抱持着这样的信念: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只有回到良好的、健康的、关注大众福祉的市场经济轨道上来,摒弃病态的、虚伪的、只为少数人谋幸福、只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模式,才是经济真正成长、国家真正富强、社会真正进步之日。经济预测绝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克莱因的中国学生们如果只关注如何在技术上、方法上、表面上以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的外衣去包装抽象笼统、暧昧模糊、意识形态化的先设统计数字与官定结论,那么他们只是学到了器物层面上的皮毛却放弃了真正值得坚守的精神内核,有意无意地读歪了自己老师的那本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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