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两年前，张维迎教授在一个座谈会上，直陈中国正在兴起一种反市场的倾向，必须加以足够的警惕。张的意思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显然是市场化的结果，未来的发展，必须也是由市场主导。
客观地说，对市场经济绝对地坚守，是张维迎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主题。如他所言，市场等于价格加企业家，仔细揣摩他的这个定义，我既能看到一种静态的学术概念，也能看到一种历史的变迁。进一步说，这样的学术定义，既呈现了中国市场经济30年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张维迎教授学术思辨的历史轨迹。
熟悉张教授的人们想必知道，80年代，他和其他几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经济学人，找到了双轨制这样一个名词；而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学术重点则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的维度上。毫无疑问，双轨制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浓厚的国家体制下引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价格体系，双轨制既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建设。因此有人认为，张维迎和他的朋友们倡导的价格双轨制，终于在沉闷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一道自由的口子。可以这么认为，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张维迎的自由价格理论建设显然无法深度发展，因此他的企业家理论体系呼之欲出。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的前5年，张维迎几乎所有的思考，都与企业家有关，尤其是与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有关，由此，张维迎教授甚至被冠以“中国民营企业代言人”的头衔。
现实的问题在于，当价格理论和企业家理论都遇到制度障碍的时候，张维迎教授应该怎么办？有朋友看了他的《市场的逻辑》，跟我说，关于自由市场，张维迎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说尽常识，而且是用一种决绝的姿态说尽常识。那些散布在各地，少数一批真正理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读书人，纷纷赞美张，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我以为这句话道尽了张维迎此时此刻的学术状态和生活境遇。
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价格理论处在一种半拉子的状态，当一个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理论也处在半拉子的状态，那些不事阅读、不思进取的既得利益者竟然形成了对半拉子理论的路径依赖，他们觉得改革已然成功，他们活在已经形成的幸福中，乐不思蜀，但张维迎教授却看到了太多的瓶颈，太多的不足，他要越过这些障碍，奔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去。
大概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张维迎一直在奥地利学派的学术框架之内掘进，他把诸多的中国经济问题放在米塞斯、庞巴维克、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的学术维度上思考，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场派人士眼睛一亮，也使得那些存有严重路径依赖的人们如听天书。吊诡的是，这些完全无法理解张维迎新兴话语的人们，主要由官员和企业家组成，过去，他们几乎是张维迎的盟友，现在则是张维迎的陌路人。
由此，张维迎几乎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万众倾听的改革派学者，变成了一个寂寞的经济学家。或者说，那些曾经拥抱改革、拥抱市场的官员和企业家，今天很有可能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有一次，我甚至听见他说，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寂寞的，如米塞斯，一辈子没有大学聘用他，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支持来做研究，这是人类经济学史的悲哀，可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张说这些话的时候，明亮的灯光正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无奈与决绝。张维迎是不会妥协的，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整全的市场经济风景，如同当年的米塞斯一样。
许多年后，我想我还会愿意回忆这样的场景。从米塞斯到张维迎，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终于开始气象万千，中国人终于可以沿着市场经济的通道，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是的，我们正在成为市场的敌人。
张维迎所景仰的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按照这样的学术原则，米塞斯认为通货膨胀政策、国家法西斯主义、政府干涉主义、民粹公平主义等等思潮，都是在手段范畴之内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目标无法通过他们自己主张的手段来实现，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甚至还会加重人类社会的灾难。”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人，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所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目的看上去美轮美奂，但通向美好目标的手段，却反市场、反自由、反个体，这样的手段在过去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人们必须在这样的灾难历史中走出来。
张维迎，1959年生。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院长。主要著作：《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和《产权、政府与信誉》。另有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