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过去的人掌握将来”，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最著名的小说《1984》里如是写道。从古希腊至今，以史为镜的智慧一直帮助人们站在“过来人”的肩膀上不断向上攀登。
《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就是这样一本“从过去窃来火种，使现实大放异彩”的好书，它用幻灯片式的手法展示了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进步时代”里曲折前行的经历，这一张张历史的剪影，勾勒了美国在那段“充满希望、问题和挑战”的岁月里成长的烦恼、徘徊的忧郁和进步的隐忧。现在我们知道，历史的车轮并没有碾碎美国梦，清醒地正视隐忧，果敢地推行改革，美国在进步年代后又重新焕发出腾飞的活力，迎来了一个经济、社会、人文、科技迅猛发展的黄金百年。
正如作者马骏和刘亚平在导语中所言，“对于熟悉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中国学者来说，阅读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后，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中国也正处于同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进步时代”。
《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从美国的时光剪影里看到了“进步时代”之于中国的两面性。对于中国而言，进步时代的一面是“光辉的成就”，它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一路狂飙，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科教人文的百花齐放。但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沉迷于“光辉的成就”可能将把“进步时代”引向“失落年代”，只有正视“进步时代”阴暗的另一面，才能寻找到将“进步时代”引向“长盛年代”的改革之路。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进步时代”的另一面是“变老的隐忧”，它意味着高速前进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持久动力不足、发展方式老化的隐忧。不过，要想从美国那里学习和借鉴化解隐忧的方法，首先要真正寻找到如花似锦的“进步时代”里，中国经济的“隐忧”之所在。
“进步时代”中国经济的隐忧之一是人口结构老龄化。中国经济一对显著的矛盾是人口众多与人均资源匮乏。改革开放使我们大量引进和积累资本，通过增加资本存量调动闲置人力资源，实现经济快速粗放式的增长。同时，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人口结构中劳动力比例相对较大，使中国经济享受了近三十年的“人口红利”。然而，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退，随着大量劳动力步入退休年龄，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中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可能就将受到“人口负利”的困扰。
人口年龄的老化只是隐忧的一个方面，更严重的是全社会整体活力和创造力水平可能的下降。现在的中国家庭普遍只能有一个孩子，他们生活在两代人三个家庭的层层呵护之中。作为自己血脉唯一的传承者，父母潜意识中那些光荣与梦想均寄希望于他们去实现，他们的安全与前途不容冒险。这种“风险厌恶”型的成长环境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留下印迹，他们虽然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视野更加开阔，但是在冒险精神和对困境的承受力方面相对有所不足。当他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时，冒险精神的不足，以及对风险的厌恶倾向将对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
“进步时代”中国经济的隐忧之二是资源衰竭。中国经济三十年粗放式的增长，现已面临资源危机。中国自1993年首度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以来，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目前已达到惊人的51.3%。《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预测，到2020年，在经济生活所需的45种主要矿产中，中国将有19种矿产将不得不依赖进口维持供给平衡。回首2009年，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世界经济仍处于衰退状态、需求仍然萎靡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却欣欣向荣，价格不断攀升，国际炒家炒作中国购买概念乐此不疲，世界矿产巨头更是乘机对中国进行讹诈，去年和今年的铁矿石谈判已使中国尝尽了尴尬和无奈。当我们将来仍不能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时，资源的刚性约束将使我们的经济不得不变“老”。
“进步时代”中国经济的隐忧之三是“制度性投资和投机”对科技创新的社会动能的抑制。中国经济转轨对制度安排的要求是颠覆性的，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在此期间，市场建设催生出一批新的行业和业态，释放出新的需求，“制度性投资”机会俯拾即是。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市场分割、价格扭曲、垄断和寻租一时难以杜绝，市场又存在诸多“制度性投机”和套利机会。当市场充斥着“制度性投资和投机”机会，有更多的“快钱”、“热钱”可赚时，充满风险而又无利可图的科技创新也就成了鸡肋而乏人问津。今天，国家已将科技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制度性投机”在将科技创新引向歧途。产权保护的滞后，使得一些行业存在拿来主义，山寨盛行；体制性的投资冲动让风电、多晶硅生产由高科技变成过剩产能，科技创新演绎成了黑色幽默。如果不从体制上遏制急功近利式的“科技创新”，我们将无法掌握决定科技发展趋势的核心技术，那时，中国经济是否会变“老”可能就不再是隐忧了。
“进步时代”中国经济的隐忧之四是经济的结构性老化。老龄化和资源约束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难以回避的趋势，要素总量上的“老”化在经济体内又将表现为二元结构性的不平衡。“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它在地域分布上表现为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东部与西部的“二元结构”、大中心城市和小城市的“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中，以年轻人为代表的活力要素，和接受过较好的教育的高素质人力要素持续由农村流向城市，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发达的大城市，从而使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形成相对的结构性“老”化状态。
当东部地区的产业处于扩张时期时，活力、高质要素的流入会产生边际报酬递增效应，刺激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前进的“火车头”。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趋于饱和，要素的再流入则呈现出边际报酬递减，此时，从中国经济的全局来看，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将降低。由于大城市的优越感和“机遇预期”对活力和高质要素仍充满诱惑力，虽然人力要素已相对过剩，但是要素的流入不会戛然而止。要素过剩激发就业竞争，就业竞争抑制工资收入增长，高能低配的要素浪费现象在东部地区也就习以为常。特别是当“人口负利”时期来临时，东部对西部资源的挤占将减缓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性“老”化的影响将日趋明显。
目前，东部地区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发展高端产业，低端产业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结构升级将吸引和留下中国最具活动和创造力的高端人力资源，低端人力资源将迫于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不断减少的工作机会而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人力资源“质”的级差使中西部相对东部从创造力的层面来说仍然处于结构性“老”化状态。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巨大的利润差距也将使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变得更加富裕，中国经济版图的贫富差距将继续扩大，结构性“老”化和“马太效应”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总体增长和均衡发展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从经验的制度性依赖、价值观冲突和利益调整三个方面审视身处“进步时代”的中国，经济“老化”的隐忧已初步显现。中国从来不缺少解决问题的决心，《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则用历史的类比教给我们化解隐忧的智慧。所以，现在阅读《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可能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