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在经济学中已获得广泛共识。在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一直到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1），都把这一点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在现代经济学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Moses Abramovitz（1956）和Robert Solow（1957）几乎同时发现，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至少有五分之四不能归结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是归结于“技术进步”。简而言之，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就是使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资本的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动力不足，原因是政策性的，而不是文化性的，即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实施的“三段式”技术政策：第一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第二步实现国产化，最后的目标是自主开发。“三段式”技术政策实行了近三十年，其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个行业的不同情况来加以分析：
情况一：汽车工业。中国轿车工业从80年代中期走上合资道路，通过合资“引进”外国企业设计的车型，进行“国产化”的生产。但是在组装外国车型的国产化生产和自主开发之间却始终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且越来越大。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这种合资模式没有产品开发的内容。只是在最近十年间，随着市场开放而在“体制”之外出现了自主开发企业——一个违反了“三段式”政策体系的事件——之后，中国轿车工业才出现了走上自主开发道路的可能性。
情况二：大飞机项目。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从1970年8月立项，1980年9月26日“运10”试飞成功，到1985年因为得不到3000万经费而停止（从未正式下马）之后，也有一个“三步走”的政策：第一步，通过麦道组装学习大飞机技术，第二步，和国外合作开发支线飞机，第三步自主开发。前两步都能走，却似乎总也走不到第三步。2007年中国又再次上马大飞机项目，但是所有以前参加过“运10”设计的人员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知识经验中断了二十年，需要重新起步。
情况三：彩电工业。彩电工业较早地形成了竞争性的结构，成长起来一批龙头企业。尽管这个工业一直在“核心技术”上没有完全摆脱对国外的依赖，生产终端产品的中国企业也仍然在90年代中期之后赢得了市场的主要份额。但是当技术发生变化后，“创造性毁灭”终于来临。中国曾经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使彩电工业价值链的80％在本土生成，但技术替代使我们“一夜回到解放前”——其价值链的80％又再度移到国外。
情况四：电信设备工业。中国的电信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同样遵循“三段式”方针，经历了大规模进口国外程控交换机（所谓中国电信业的“七国八制”时代）、合资生产（以上海贝尔为代表）以及模仿开发等阶段。当这个工业仍然沿着“三段式”道路蹒跚时，业外的解放军郑州通信工程学院却于90年代初开发出来中国第一个万门程控交换机——04机，并从1994年开始大量进入市场。04机不是“技术引进”的结果，其开发团队的知识和能力起源于中国军方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行的大型计算机研发项目。04机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直接导致了“巨大中华”的崛起，打破了“三段式”路径，使电信设备成为中国工业中一个罕见的技术研发密集型工业。
这四种情况都证明了一点：“三段式”技术政策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三段式”思维从政策上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规定为惟一的技术来源，同时却没有对自主开发的要求和鼓励，以为可以通过购买和使用就会自动掌握“技术”。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没有一个中国工业能够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国产化”的阶段走到“自主开发”的阶段，其原因不是出在是否需要引进外国技术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上。自主开发的能力只能在自主开发的实践中生成和成长，不可能在使用外国技术的过程中获得，也不会是引进的直接结果。
“三段式”思维也忽视了技术变化的可能性和常态性，其暗含的前提是，外国的技术一定先进，而中国的技术一定落后，所以政策的全部内容就是以引进现有的外国技术作为发展工业的途径，并以实现对这些技术的国产化作为政策目标，却从来没有给技术变化以及如何应对技术变化留下思考和政策空间。这从政策上就排除了中国工业通过技术创新进行竞争的选择，而把价格和成本的竞争当作惟一的手段。
另外我想提一点：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产品开发的技术进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水平还很低，要先等一等，等我们的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做产品开发。事实上，我们放弃自主开发就是一个放弃技术学习的过程。
我在研究中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历史联系。今天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比如核能、航天、航空、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等这些工业的技术能力，更多地是起源于一个已经消逝的历史阶段——自力更生的阶段。虽然竞争性企业是在改革开放阶段出现，但其技术能力的源头却不是来自“技术引进”，而是深深地植根于“自力更生”阶段。如果稍微分析一下华为、中兴、奇瑞、振华港机这些已经成为标志性的自主创新企业，就会确定无疑地发现：第一，这些企业之中没有一个是从组装外国设计的产品开始的；第二，这些企业最初的研发团队都是来自具有技术研发经验的老企业或研究所。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主创新是一场“文艺复兴”。
创新经济学家的一个共识是，经济发展的实质不是一个简单地提高资本积累率的过程，而是一个获得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把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过程。美国学者Lazonick提出一个“创新企业理论”：经济发展是需要创新企业的，因为经济发展就是要改变现有的技术和市场条件，而“最优企业”则是在由成本和收益函数给定的技术和市场条件下进行“最优”决策，这样的企业其实是不能创新的。创新企业是通过战略、组织和财务控制改变技术和市场，产生更高质量和更低成本的产品，不存在“最优”产量或“最优”价格。
那么，创新企业如何把高风险投资转化为较低单位成本？对于“最优企业”来说，当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时，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它的决策是找到这个最优的产量。对创新企业来说，一开始它是处于“高固定成本+递增可变成本”的竞争劣势，但是它有一个预期，即通过创新可以获得更低的单位成本，所以它需要有远见和意志，进行进一步的投资，最后实现更低的单位成本。
我们可以用这一理论来理解英国工业革命。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生产形式是外包制，即商人向独立的工匠作坊提供原料，然后包销他们的产品。后来在工业革命中出现了工厂，工厂制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生产过程内在化，这对资本家来说是扩大了风险，但潜在的好处是更高的生产速度，以及对生产的更高控制力，这其实就是把高风险投资转化为更低的单位成本。对工厂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曲线要高于当时外包制下的工匠作坊，但他们之所以敢于进行这样一种投资，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通过更高的生产速度获得收益的预期。后来的结果是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当均衡的成本曲线突破了竞争优势屏障的时候，工业革命的门槛就迈过去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创新企业理论”来理解钱德勒式企业的崛起。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三大汽车集团、彩电工业、加工组装企业看作中国的“最优企业”，他们自己并没有力图去改变技术和市场条件，而是在现有的要素组合最优的情况下选择了一种获取利润的方式。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创新，那么你的成本曲线会很高，历史上有运10、巨龙、万燕等项目或企业失败的例子。那么，还要不要创新呢？这时候就需要企业和国家层次上的战略、远见、信念、意志、组织学习、政策、制度等等，从而在创新中得到优势。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也已经出现了，比如奇瑞、华为、振华港机等。
中国要想在技术创新与进步方面做得更好，需要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在意识形态方面，需要有一种战略性思维来替代“三段式”思维；第二，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第三，需要一个竞争性的企业体制；第四，需要摆脱对外资的依赖；第五，需要有利于创新的政策体系。
